。父亲一向积极乐观，然而此时他必须面对的不仅是国家的难关，还有必须独力设法把南京郊外中山中学师生送到汉口再往西南走的这个难题。

3、从南京逃到汉口

十月中旬，在父亲安排下，先将女生和初中学生七百多人经江南铁路送往安庆，由老师及东北协会有家眷的人带领，到安庆再乘江轮丢汉口。第二批三百多高中男生，在板桥等候下一班可以排到的车船。南京只剩下由北平迁来，全程参与建校的黄恒浩先生和新聘的校长王宇章。王校长原是黑龙江抗日地下工作的王氏五兄弟的二哥，入关后在中央军较任教官，现在临危受命，要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带往抗战后方，我家也和这第二批师生一起撤离南京。行前一个月，父亲顾虑偏远地区的治安问题，向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要了一百枝步枪交给学校，且给学生军事训练，以备路上保护师生安全。
曲家里到火车站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到了车站才知道人都涌到车站来了：成千上万。黑鸦鸦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
中山中学高中班学生背着枪，扎上绑腿，努力保护着两百多位师生上了教育部保留的车厢。我哥哥和表哥裴连举（我大舅的儿子，原也在中山念书）及十九岁的张大非，用棉被裹着我母亲把她抬上车，让她半坐半躺在一个角落，再把我和三个妹妹由车窗递进去。我的腰上栓了一个小布包，装着两个金戒指和一点钱，还有在汉口可以联络到的地址。
火车里，人贴人坐着、站着、蹲着，连一寸空隙都没有：车顶上也攀坐满了人，尽管站长声嘶力竭地叫他们下来，却没人肯下来。那时，每个人都想：只要能上了车离开南京就好。
这天近午，我父亲站在秋风已经寒冷的火车站外，二十天后将被日军屠城的鬼域街口，看着挤得爆满、连车顶都攀满了难民的火车沉重地驶离站台，他的心也载满了忧愁。日机昼夜不停地沿着长江轰炸，五百多里的长路，这些系在他心上的生命能否安然躲过一劫?
车过第一个隧道，突然听到车顶上传来哭喊声，“有人给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车内的人却连“援手”都伸不出去。
火车似爬行般开着，听到飞机声就躲进邻近的隧道，到芜湖换船时天已全黑了。为了躲避白天的轰炸，船晚上开，码头上也不敢开灯，只有跳板上点了几盏引路灯。我们终于走到码头，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拥而上的人太多，推挤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装不进人了，跳板上却仍有人拥上。只听到一声巨响，跳板断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那时的长江运兵船是首都保卫战的命脉之一，从上游汉口最远只能到芜湖。上海已在十天前全面沦陷，最后的守军撤出后，日本军机集中火力轰炸长江的船只，南京下关码头外的江上航道几乎塞满了沉船。上游下来到芜湖的增援部队下船后。空船即装上中央机关的人员和重要文件（故宫的占物也在内），夜晚开船驶回汉口，清晨后若是晴天，即驶往江岸有树木的地方掩护慢行，船顶上布满了树枝伪装，我们搭的大约是最后一批运兵船。为了阻止日军的陆上攻势，十二月一日，我军炸毁芜湖铁桥和公路桥梁，后来的船只能到更上游的安庆。而南京到安庆的火车已不能开，几乎全成了轰炸的目标，所有的人，生死只有委之于命运。
芜湖上溯到汉口原是两天一夜的航程。我们在长江边上躲了两个白天，幸好初冬白日渐短，三个夜晚之后，在蒙蒙亮的曙色中，船靠了汉口码头。在船舱席地而坐的学生，再搭渡轮到武昌一所中学，暂住在他们的礼堂，与前一批同学会合。我们一家住到爸爸托人代订的旅舍等他，以免失去联系。

4、国亡家破
然而，我的家人却面临更大的生死挑战。
从南京火车站到芜湖军用码头，母亲虽有人背扶，却已受到大折腾，在船上即开始大量出血。船行第三天，所有带来的止血药都止不了血崩，全家人的内衣都继床褥用光之后垫在她身下。
船到汉口，她已昏迷。清晨，由码头抬到一家天主教医院时只剩一口气。同时抬到医院的，还有我那十八个月大的妹妹静媛。她尚未完全断奶，刚会走路十分可爱。在船上时，大人全力救助我母亲，她自己走来走去，有时有人喂她一些食物，船行第三天即吐泻不止，送到医院时住在一间小儿科病房。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她住在医右端，由我一位姑妈带着我照看;妈妈住在左端加护病房，由我舅舅看着医生们尽一切力量稳住她已微弱的生命。我的三舅裴毓庆，原是一位小学校长，在平津失守后，出东北设法逃到南京和我们一起到大后方去。
第五天早上，我扶在妹妹床边睡了一下，突然被姑妈的哭声惊醒;那已经病成皮包骨的小身躯上，小小甜美的脸已全然雪白，妹妹死了。在我倦极人睡之前，她还曾睁开大眼睛说，“姐姐抱抱。”如今却已冰冷。
天主教修女护士过来抚下她的眼皮，对我说，“你的眼泪滴在她脸上，她上不了天堂。”姑妈叫我先到走廊上站一会儿再进去。我再进去时，他们已将那小小的身体包在一床白色的毯子里，把她抱出去。
那时天已经大亮，雨仍在下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铁灰色的冬日天空。十三岁的我，似是爬行般，恐惧忧伤，来到左端我母亲的病房门口。
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在她床前围立几位医师和护士，刚刚为她输血，却仍不苏醒。年长的医师示意我舅舅到门口说，“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们会继续救，但希望不大。”
舅舅只得在学生陪伴下，在那全然陌生的城市找到棺材店，订了一个大的，买了一个小的，又去订做我十六岁哥哥和我的孝服。回到医院，我母亲的心跳已弱。
舅舅奔回病床边，对着气若游丝的母亲喊叫，“毓贞，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死啊，你的孩子都这么小，你可不能死啊！”
多年之后，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早上，在我舅舅的呼喊中，她由一片漫天笼罩的灰色云雾里，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她似乎看见我哥哥和我，牵着、抱着三个幼小的身影站在雪地里，她奋力挣扎想拉住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我一个人站在母亲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感到寒冷、孤单、惊恐。这时，我看到张大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我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对他说：“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
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
当他走出来时，他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
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
后来他在信里告诉我，他几乎是全程跑步，到了码头，赶上报到。一路上他止不住流泪，一年多以来从我的母亲处重温母爱温暖，今日一别，不知能不能再看到她?
他放在我手上的小包是一本和他自己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全新的皮面，页侧烫金。自那一天起，我在所有的车船颠锾中都带在身边，至今六十多年仍然清晰可
读。
在扉页上，他写着
邦媛妹妹:
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
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
乐的园里。阿门:
主内四哥张大飞
一九三七、十一、十八
在那一天之前，没有任何人用“可爱勺前途”对我病易磨难勺生命有过如此的祝福。^^

5、南京大屠杀
十二月七日，父亲到了汉口，他与抗战最高统帅部最后撤离南京的数十人随蒋委员长先到宜昌，再乘军船到汉口。
这个家终于有了爸爸，他又黑又瘦，在南京的最后几天连饮食都难于供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的大男人流泪，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那一条洁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如今被眼泪湿得透透地。
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母亲，因为能看见父亲活着回到家中，忧心有了安顿，活了下来。
爸爸每天一早就由汉口过江参加己移驻至武昌卫戍司令部的抗战最高统帅部看战报，作抗战大局的调度。抗日战争已五个月，原曾夸二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的日军，面对的是一个苏醒的中国。
日本将轰炸京沪、芜湖、南昌的火力全部调来日夜轰炸武汉，原本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只剩下许多高楼的断垣残壁，夜晚，沿着江岸的火光彻夜不息。敌机的数目多了，我们的空军迎战，打落许多太阳旗日机，人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仍站在残瓦中欢呼，空军成为新中国最大的英雄。
十二月十三日的下午，街上报童喊着卖“号外”的声音。舅舅冲下楼买了一张：南京沦陷，日本军队由申华门开入我们的首都，开始放火抢劫，大屠杀。
第二天报纸头版写着，南京城陷，头两天之内，保卫战伤亡达五万人。妇孺老弱惨遭屠杀者十余万人，日军甚至有比赛屠杀之恶行。
同一版登载一则外电，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不与日本合作，以免助长日本侵略能力;同时当以全力援助中国，直至日军完全退出中国，放弃侵略暴行为止，声援的有各国民间团体及总工会等。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国际正义的声音总是湮没在强权的炮火下。三个月后，希特勒挥军并吞奥地利。哲人学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原乡欧洲沦入极权恐怖控制之下，对中国的同情能有什么效果?
芜湖失守后，我军为延阻日军溯长江而上的攻势，以轮船十八艘及大批帆船沉入马当江面，成为第二道封锁线，由九江集中实力保卫武汉。日军在南京的邪恶暴行促成了全国长期抗战的决心，西南各省全部通电投入抗日前线，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

6、从汉口逃到湘乡
政府下令疏散武汉居民与难民，工厂、军政设备、学较，全部南移往贵州、四川去，重庆已正式成为首都，逃难的人必须尽快沿湘桂路往西南走。
父亲多方奔波设法，在湖南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