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镇找到一座祠堂,磺璧堂。地方人士答应他,祠堂里可以收容一千个学生。
从汉口到湘潭县的湘乡,又是五百多里路吧。学生、老师从汉口出发,有车搭车,无车走路,大约跋涉一个月才到永丰镇。
父亲找了一辆车,载着我母亲,另一位老师的母亲,还有一位太太,我和剩下的两个妹妹,也往湖南去。半路上,赶上学校的队伍,我哥哥在队伍后面走,舅舅叫我哥哥上车,在司机座位旁边挤出个位子。
第二天到一个站上,父亲从后面赶来了,他问我哥哥为什么坐车?舅舅说:“车上有空位,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就让他坐车吧!”父亲说:“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独子,他们家里把独子交给我们,要保留一个种,为什么他们走路,我的独子就该坐车?”就令车子赶上队伍,叫我哥哥下去,跟着队伍走。
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住店。学生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哥哥被赶下车跟队伍走后,我整天闹着也要跟着走:“为什么哥哥可以走,我就不可以走?我为什么要坐车?”他们只好让我跟着队伍走。
我走了不到一天,夜里在稻草上睡到半夜就发高烧,第二天一早被送回我母亲那儿,从此以后我也不敢再提。
农历年前,我们到了湘乡,发现光是一个湖南就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而湘乡跟湖南其他县市又不一样。
湘乡是齐白石的故乡,非常具有地方色彩。环璧堂距湘乡又有几十里路。在永丰镇,是明朝一支皇族的祠堂。这祠堂大到居然能有近百间房舍。不但住得下学生,而且能够上课。我们家则跟家眷一起搬进另一处祠堂:扶稼堂。
这是逃出南京后第一次有个家的样子,这时我们才敢告诉妈妈静媛妹妹已死的真相——在汉口时,爸爸谎称已托韩伯母带着随第一批师生疏散到湖南去了。至此,也才告诉她裴连举表哥和张大飞从军的事。她知道后大为悲恸,病又复发,卧床许久才
康复。
7、我家住在松花江上
在磺璧堂安顿后,惊魂甫定,不久农历年到了。除夕夜风雨交加。全校集合包饺子,这是中山创校后的传统,许久没吃过热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吃了真正家乡味
的年夜饭。
元宵节饭后。有一些人到祠堂外小河边的空地燃起几堆火,几百个人围坐在火
边。有人说,现在离家一天比一天远了,日本人占领半个中国,如今仍在追杀不已,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号掏。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郝冷若带着大家唱那首传唱后世的《松花江上)(张
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申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印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此歌写出后,由当时在中山中学教音乐的马白水老师教唱。不久,这首歌从湖南唱到四川,伴着近千个自东北漂流到西南的流亡学生。八年后,同样一群学生又唱着这首歌由西南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这时代悲剧下的流亡三部曲,透过一首歌在河岸哭声中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由抗日到反共,唱遍了万里江山,初来台湾时,仍伴着无数哭声唱了将近十年。
8、周南女中
由于我才小学毕业,还得上学,而中山中学不收我,怕我动不动就发烧生病拖累他们。因此,父母把我一个人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级。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历史的名较,在台湾还有校友会。
我记得班上的导师是黎世芬老师。我到台湾后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还记得我。我功课虽好,但老是生病,动不动就晕倒,发高烧,送医院……。由于学生一律住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校方有照顾的责任。他用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儿,真是麻烦唷!”
在那短短的一学期,我书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认真。日本人打进汉口时,我们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全市像沸腾一般。我参加学校鼓乐队,老师问:“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敲大鼓。”
因为那时候抗日的感受很强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我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动大鼓,黎老师成全我,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我在旁边敲。所以游行时,我是打大鼓领队的,这也反映出学校对由北方逃难来的学生的宽容与同情。
来台湾后,我还留着一本当年的小小纪念册,里面有老师和同学们写的一些祝福的话。在现实的剧变乏中,在育儿、烹堂二餐的空隙里,有时我仍会想起屡弱的十三岁和长沙游行时全市鼎沸的爱国心。以及自己在鼓声中的惶惑与愤怒。
我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曲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的信,——他们的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的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
他信上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她仍活着吧?”)请我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了哥哥和我两人的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的理由:“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把握的末来。我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复仇。”
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我自离开家。除了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么好的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我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我到了长沙上周南女中时,给他回信说清楚家中和妈妈的身体情况,告诉他赠我的《圣经》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
长沙在两次大火前夕,处境日益艰难,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乡,准备随时再往前逃。
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在永丰镇过的好日子。湖南有丰饶的物产、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风,湖南人因执着与自信常被人称为“湖南骡子”。那儿是个鱼米之乡,我今生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样肥美的萝卜和白菜。在战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平安宁,与世隔绝,真像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美好故乡。
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书中许多人也写到,湖南湘乡那近一年的学校生活虽仍在逃难申途,但山明水秀,丰衣足食,竟成为一段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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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湘乡逃到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日军由海路在大鹏湾登陆攻陷广州,全市陷于大火。
十一月在长沙,我军误以为日军将至,竟下令放火烧城,做焦土抵抗。十二月二十一日,蒋委员长发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誓言全国一心,转战西南,绝不投降。
此时,距日本军部在侵华开始时向天皇和人民狂言保证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已一年三个月。而中国的西南。比日本想象中的还要神秘,险峻的疆土将数百万入侵的日军缠住八年,许多人成为异国亡魂,连归乡的路都找不到!
母亲带我们跟着中山中学,在父亲安排下离开被敌人钳形包围的湖南,乘湘贵铁路火车先到桂林,之后再经贵州到四川去。
到桂林后,以为可以稍作喘熄,父母把我送到桂林女中读初一,读一天算一天;家人住在旅馆,我住校,大约读了秋季班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我有两件极难忘记的事。
白天,只要天晴就有日机轰炸,警报响起我们都往郊外奔跑。有几位高中学姐大约是学较安排的,总带着我跑到一处河边,那儿有许多椰树,我们躲在树下,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我看到他们丢下一串串闪光的炸弹,城里的黑烟和火光随之而起。
有时,空战似乎就在我们头上开打,敌我双方互相开机关枪,当看到漆着红太阳的敌机尾巴冒烟往地下坠落时,大家在惊恐中仍会兴奋地鼓掌。有一次,一架敌机落得很近,许多人跑过去看,欢呼不已。在等待解除警报时,我记得有一位学姐总爱细声唱:“我每天都到院纱溪,痴痴地计算,你的归期……”当时我虽已是少女年纪,却觉得在那样的天空下,听这么“颓靡”的歌很不舒服。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每天晚上九点熄灯到第二天早上的漫漫长夜中,从宿舍走
到厕所,必须经过一条很长的户外走廊;走廊立着庙廊似的柱子,有两、三盏大油灯,在里巴佼中被风吹得影影幢幢。我总等着有人起来才敢跟着走,那种恐怖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有时,熄灯后有人爱讲鬼故事,我只有紧紧蒙着头,那时对黄昏将至的恐惧和在西山疗养院一样。幸好不久家随着中山中学离开桂林往贵州走,我才得以解脱。
10、从桂林到怀远
不久,局势更加动荡,从京沪到武汉、湖南的难民全都涌向桂林,所有可供住宿之处全已爆满。
中山中学的师生,男生住在七星岩岩洞内,女生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这期间,父亲先往四川找校舍,得地方政府协助,觅得四川中部自流井旁边的一座静宁寺,可以容纳学生住宿上课。
再踏上逃难之路,路却是越走越艰难了。羁留在桂林的师生组成三队,由桂林动身徒步往广西柳州走,再曲柳州先往贵州宜山县一个接洽好的小镇怀远。看清情势之后再往重庆走。
在桂林,父亲得到当地司令部协助借了三辆军用卡车,装运学校的基本设备,母亲则带着家人搭客运长途车到柳州。
舅舅带我坐在行李车上,在堆到极限的行李箱笼之上。我们必须用绳子绑住身体。以免随时被颠下车去。我记得当时颇感“荣幸”,他们允许我坐行李车,而不是和小婴儿们坐客运车。自从在汉口的生离死别之后,我不得不长成大人。
在柳州住了几天,新驻防的装甲兵团长是黄埔八期东北毕业生,他们把我一家人和最后一批老师家眷(多数已先送至四川)送到怀远镇住下。
母亲每天到镇前公路等待中山中学徒步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