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在板桥初创时凡事艰苦。而且大家都年轻，我父亲总是乐观地往长远想。然而，这样清苦但安定、充满未来期望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南京也容不得身了。离开南京后，漫漫长途，日子比板桥还苦，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吃尽了饥寒之苦。

11、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说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竿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主祷文”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平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孕了，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种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出来的老师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看我妈妈做家事，仍然很少说话。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1、战云密布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各省菁英前来，同心合力建设新中国。那十年不仅是国家的黄金十年，也是我父亲一生的黄金十年。
从山海关外来到南京的齐世英，受到相当的欢迎。郭松龄兵谏张作霖虽然失败身死，但他要求奉军退出军阀的中原争逐，回乡厚植本土实力，抵抗俄日侵略的兵谏宣言已播报全国。所以，由推翻帝制的革命党组成的国民政府，很欢迎这第一位由东北来的革命青年参加建国工作，他的国民党党员证是辽字一号。
但蒋委员长接见他时竟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中有相当复杂的意义。在北伐期间，人们对奉军的印象是绕勇善战、强悍，甚至粗鲁。而这位二十七岁的东北革命者却温文儒雅，如玉树临风（卢春芳评语）。他通晓英、日、德三种语言，两年前尚在海德堡大学研究历史哲学，是个很难归类的人物。他向蒋先生说愿意在外交、文化和教育方面工作：蒋先生答，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我们能做的事太多了。于是派他到中央政策委员会（当时尚未定名）做委任参议。随钮永建、黄乳、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工作，进而结交天下士，成为政府中的知日派，且曾到日本步兵学校以中尉身份研究一年。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自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战订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后，日益加剧。一九0五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打败了俄国，取得了铁路控制权，以后不断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一九一五年强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一九二八年造成“山东五三惨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一年后成立伪满洲国。这一连串的侵略行动，国民政府是清楚的，但是喘熄未定之际，只能加快脚步。建军、办工业、组训民众。南京那十年，好似要拚命去增强一个百年沉疴老人的体力，那般辛劳却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莽撞粗鲁的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损伤了东北军的形象，给延安中共日后壮大的生机，将中国人抗日的热情更集中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
一九三0年我母亲万里寻夫，带我兄妹来到南京，看到的是一个到处在建设的、欣欣向荣的首都。我父亲和他年轻的朋友们忙着向老天爷求取时间（bUyingtime）推动各种加强国力的现代化建设，因为他们知道日本军部正加紧侵略的步伐，日军说：“若不快动手，中国要站起来了!”

2、七七事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火扭转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奠定我一生奋斗的态度。
战争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我病弱的童年，我刚刚在碎石新铺的小学操场唱完当时已情境不符的毕业离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童年即遽然结束了。
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南京的夏天还没有过完，八月十五日起日机已经开始轰炸了，第一枚炸弹投在明故宫机场。 三天前，我的母亲在机场对面的中央医院分挽。生了我的小妹星媛。医院在强震中门窗俱裂，全院纷纷逃生，她抱着婴儿赤足随大家奔往地下室，得了血崩之症。两天后全院疏散，她被抬回家，只能靠止血药与死亡搏斗。
芦沟桥炮响后一个月，日本军队进入北平（天津已先沦陷）。八月十三日，由上海口祖界出兵的日军发动了淤沪战争，不久苏州、无锡等城失守，京沪铁路全断，华北的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南京成为孤城;北伐完成之后，作为现代中国象征的首都南京，不得不撤退居民。
空袭警报有时早上即响起，到日落才解除。日机一批接着一批来轰炸，主要是炸浦口和铁路军事重地及政府机构。政府已开始紧急疏运人员和资料往西南走，留下的人在临时挖建的防空室办公。每天早上出门连能否平安回家都不知道。
八月间，中央将军事委员会改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准备全面抗战。父亲被任命为第六部秘书，部长是陈立夫。到了九月，整个南京市已半成空城，我们住的宁海路到了十月只剩下我们一家。邻居匆忙搬走，没有关好的门窗在秋风中劈劈哟哟地响着;满街飞扬着碎纸和衣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空荡的威胁。
早上，我到门口看爸爸上班去，然后骑一下自行车，但是滑行半条街就被慑人的寂静赶回家门。每天天亮后警报就来，家中人多，没有防空设备，听着炸弹落下的声音，大家互相壮胆，庆幸不住在城市中心。夜晚，我一个人睡在父母隔室。月光明亮的时候敌机也来，警报的鸣声加倍凄厉;在紧急警报一长两短的急切声后不久就听到飞机沉重地临近，接着是爆裂的炸弹与天际的火光。我独自躺在床上，听着纱窗的扣环在秋风中吱嘎吱嘎的声音，似乎看见石灰漫天洒下;洒在紫金山上中山陵走不完的石阶上，洒在玄武湖水波之间，洒在东厂街公园，洒在傅后冈街家门口的串串槐花上，洒在鼓楼小学的翘翘板上。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洒在刚刚扎上竹棚、开满了星星似的鸟萝花上。
我永远也忘不了，每天愁苦病弱的母亲，黄昏时勉强起床迎回眉头深锁的爸爸，总有再庆团圆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