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作者:齐邦媛_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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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路轿子到疗养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时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轿子走很远了,还听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带我走。有一次临走时,她也哭了,眼泪在皱纹里是横着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里说“涕泪横流”……。

   疗养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做张采苹,大概二十五、六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她觉得我这个小孩满灵的,对我很有兴趣,她讲什么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医院不许我们到别人病房去〉。她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她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茶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

   有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间撒石灰,我就问老王:

   “张姐姐的房间为什么撒石灰?”

   老王说:“丫头,我去给你煮土豆。”

   虽然我不太晓得死是怎么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关系,因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间去了。

   我想那时候我大概闹得太厉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闹得够受。我一生常常怀念祖母,她自我诞生之初开始,直到多病的老年还要为孙女这么操心,我常常觉得亏欠她太多。几年后,我们由汉口颠沛流亡许久到重庆,辗转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终很难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我父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搬到内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们团聚最多最快乐的时期,也是父亲与我谈话最多最密切的时期。有一天晚饭后,他送我到湖边等公交车,我对他说当年在西山疗养院的心情和它影响我终生胆小怕黑暗。

   “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的医院去。”

   他叹息说:“我们那个时代,很少人懂得儿童心理学,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么复杂的心理。那时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疗养院,只希望你能活下来,亲友都说我是很好的父亲呢!”

   我们坐在等车的板凳上,无言许久,车到了才惊觉。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时我懂这些,我会怎么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父母生我、养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回想这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称之为因祸得终身之福吧。

   记得出院时,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

   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已经快两岁了。

   最初我仍回鼓楼小学上学,但是同学都不跟我玩,后来才明白,因为他们的家长知道我曾得过肺病、上过疗养院。我还记得有个同学名字叫万芳,本来跟我最要好,是个长得娇滴滴的小美人,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我妈妈叫我不要跟你玩。”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不懂人家是怕传染。

   后来家搬到新小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的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健康进步,无忧无愁地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9、母亲和她的乡亲

  一九二八年六月,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已近群龙无首,张学良已与南京中央议妥,新年前挂中华民国国旗,这有名的易帜盛事,使北伐革命减少了最大的阻力。

   这年秋天,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往南京后已改名中央军校〉第八期在全国招生,党部请我父亲协助在东北招考学生。父亲面见蒋委员长,建议将初选合格的一百多名东北青年全部录取,使多年来只有地方观念的青年能有国家观念,成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革命种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委托父亲派人到东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四分之一,家乡沦入日本人占领之下的青年人,自黄埔毕业后分发至各军种成为抗战的生力军,但能回东北的并不多。

   除了军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时来到南京的还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学校的二三十个学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我们家也由傅后冈街迁到新小区的宁海路,一则是地方大适于招待客人,再则,我母亲又怀孕待产,不久生下我第二个妹妹静媛。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吧,三十多岁才做了一个家的女主人。

   那栋新建的米黄色小楼有个相当大的院子,我母亲很快种了各种层次的花草。由她二楼卧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从环绕山顶的云雾颜色就知道天气的阴晴。

   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是我父亲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们吃饭却是我母亲的快乐,也是她思念故乡最大的安慰。家中请了一位山东厨师老宋(他和我们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请一桌黄埔军校和政校的学生吃北方面食,在我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欢听他们说话,讲家乡春夏秋冬的情景,讲亲人,讲庄稼。……

   搬到宁海路后,她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不算小的后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热的夏天,她带着李妈不停地渍酸菜〈白菜用开水烫过,置于缸内发酵一个多月后即成脆白的酸菜〉,又托人由北平买来纯铜火锅。七七事变前在南京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

   母亲又认为东北的大酱最好吃,就是台湾说的甜面酱〈但不甜〉。东北因黄豆又多又好,一般家里都会做这个酱。母亲想做大酱,但做的过程其实满可怕的,得先让黄豆长霉。父亲知道了,就反对:“你在院子里搞什么?”母亲说:“我摆在后院里,又不给人看见!”父亲觉得又脏又恶心,不让她弄,但我母亲下定决心,还是偷偷做了一缸。等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来,母亲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蘸大酱吃,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到台湾八二三炮战时,父亲和立法委员到战地去,金门防卫司令王多年将军说,他是我父亲主持招收的黄埔十期学生,忘不了我母亲的家乡菜。从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许多黄埔的学生,照顾中山中学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对我母亲感恩。在母亲葬礼上,曾任驻马拉威大使的赵金镛说,怀念当年在政治大学读书时我母亲对他的关怀,家乡沦陷后还给零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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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我姥爷设法又来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爱的女儿在前院种花和后院大大小小的缸间兴高采烈地忙着,终于放了心。回家后两年,他平静地去世,心中不再牵挂。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却常常一面忙一面轻声地哼唱着,我不知道她唱什么,但是当她抱我妹妹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苏武牧羊〉,唱到“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复地唱着直到小孩睡着了,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抗战已经胜利了,她曾经回到家乡祭拜了姥爷和姥娘的墓,回过她枯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奔往更遥远的台湾。在台中,我儿子的摇篮旁,已经二十年后了,她又轻声地唱起〈苏武牧羊〉,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穷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间,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10、流亡的大家庭

  创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我父亲认为是他应当做的事。

   一九三二年他由南京回北方,冒死出山海关潜回东北故乡,却只见到义勇军等地下武力抗日的穷途末路。地下工作同志认为他应该回到南京,以他在中央已经建立的地位和东北协会,对家乡做更有效的帮助。

   于是,他先在北平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照顾“满洲国”成立后不愿作日本顺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他们有些流落街头,冬天冻饿在路边。救济处搭了些帐篷,先给他们饮食和基本照顾。

   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团拜时,父亲结识当时的行政院次长彭学沛先生,知道他也来自北方,说动他拨下五万银洋,立刻与北平的李锡恩、黄恒浩、周天放等友人进行办校,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报国寺、顺天府、原警高旧址等地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二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因为父亲说服教育部,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只有国家才能稳当地保障这样救亡图存的学校的存续。

   第一任校长由原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出任〈他与我二伯父世长在德国同学,与父亲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亲视之为兄〉。教师几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来投考被录取读初二。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华北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的潜在威胁和土共的渗透,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与事渐渐难以生存,于是父亲和黄恒浩、高惜冰等几位东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桥镇买了一块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几所教职员宿舍,将中山中学由北平迁来南京。

   落脚之后,学生自己动手平操场、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远远看到那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每天清晨升旗典礼,师生唱着共同命运写照的校歌(郝泠若词,马白水曲):

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秦淮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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