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才全部占领。至一九三四年，成立满洲国，做为一九四○年“大东亚共荣圈”起点，准备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这漫长的一年，张学良在哪里？纵横天下的奉军而今安在？

　　 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英国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独立，法国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独立，她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亡魂所换得的）。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曾组成一个“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变后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实际工作的种种可能。自从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来，联络、布置在东北的工作人员多是教育界人士，沈阳沦陷后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办事处；有些人也到了南京报告故乡局势，呼吁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龙江省内风起云涌的义勇军。张少帅继承的奉军精华已在他声称“不抵抗”的情况下撤入关内，地方上不甘坐待沦亡的人，有枪即起。稍大声望的称为义勇军抗日。

　　 无数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平津；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那时的中央对东北局势既无认识亦无对策，我父亲知道唯一能做的只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实况。这是东北人称为“挟着脑袋干”的孤注一掷。

　　 他先辞掉中央工作，在极端秘密中（只有陈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经商的赵姓商人护照到日本神户换船转往俄国海参崴，乘两天一班的火车经绥芬河到哈尔滨去。到哈尔滨，住进一家白俄人开的旅馆，找到了仍在变局中苦撑的吉林同志徐箴（电话局局长，胜利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来台时，由上海搭太平轮，全家在船难中沉没于台湾海峡）、臧启芳（地亩局局长）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长）等秘密工作同志，得以详知九一八后家乡抗日行动近况。辽宁几乎全部被日人占领，只有荆可独、许俊哲和石坚（字墨堂，抗战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处死刑，他手下大将，年轻的律师梁肃戎被判十五年监禁，胜利时幸获自由，撤退来台湾另有一番奋斗）等人以文官身分掩护发展义勇军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领之前活动最有力的是韩清沦和盖文华，他们策画当地东北军与民间武力结合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勇军，抵挡日人北进，在长春血战一月后终于被日人占领，盖文华与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头颅挂在城楼上。

　　 齐世英从哈尔滨出发，经由王宾章、宇章五兄弟负责的最北据点——黑龙江临时省会海伦，去会见当时声势最盛的义勇军首领马占山和苏炳文等人，了解到他们弹药缺乏，装备与粮食补给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张家军队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远在数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断，义勇军只有赤手空拳、满腔热血和刺骨的朔风，无法阻挡日本关东军。大局既已无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劝服他们不要投降，武力不能为敌所用，亦不可妄作牺牲，尽一切能力安顿义民回乡，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日人在一九三二年占领黑龙江后，他协助安排马占山与苏炳文进关，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与欢迎，对日后全国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东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将敌后工作做了联系的安排后回到南京。蒋委员长对他说，政府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从此由他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以及东北进关人员的安顿事宜。作长久的打算，决不放弃。

7、城门楼上的头颅

　　那时，祖母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父亲已先托人把我母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没有什么保护，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数据，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这期间，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抹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齐”很惹眼，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时候，我在读天津“老西开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在大城市里跑路，就雇黄包车接送。我记得我坐黄包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时会有调皮的同学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我被喊得很生气，回去就哭。

　　 过了一阵子，父亲又改姓“徐”，因为改姓，我不得不换一所学校。那学校有一些英国传教士，会教一点口语英文，可是三、四年级时学的英文，平时不用，后来就完全忘了。

　　 姓过一阵子“徐”后，我还姓过“张”。因为父亲必须不断地改姓，母亲也不断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我姓什么？”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冈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对面有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香花，是我终生的最爱，和芍药花一样，给我强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邻巷的同学段永兰及她的表哥刘兆田，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铁轨去上“鼓楼小学”，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杂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白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日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幅她家乡安徽凤阳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回想我们刚来台湾时，“不许吐痰”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街上还挂过标语，勤俭、不喝酒、不赌博、破除迷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8、撒石灰的童年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

　　 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
∞∞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我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她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时还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写信说：“把她送到北平来吧。”祖母身体也不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上德国人开设的“德国医院”。

　　 我记得跟父亲坐津浦铁路到北平去，自己并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为父亲亲自带我，让我感到很快乐。

　　 火车好似走了两天两夜，第二天过黄河铁桥的时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车吃饭。父亲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块块给我，教我怎么切、怎么拿刀。在火车经过长长的铁桥发出雄浑的轰隆声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对面坐着，那幸福的感觉我记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国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如果这样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疗养院。”

　　 父亲又亲手牵着我，把我送到离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国人和中国人合资开设的“西山疗养院”，那位德国医生保证我到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疗养院采西式管理，病人是一个人住一间房。虽然我是院里唯一的小孩，也得一个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房里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时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会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里经常有人死去，死后院方会在病人住过的屋子里撒石灰。本来我不懂，后来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开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饭的老王，是个白白、壮壮的男人，那时大概有三、四十岁吧。他有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头”。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说：

　　 “丫头别哭！我去给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饭，谁有一个煮好的、圆的洋芋，都会给我。每想起这事我仍悲伤难抑。

　　 六十多岁的祖母每个礼拜六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