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发一年的助教聘书，你才来了一学期就走，学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个人，你应该做到暑假再说才好交代。”俊贤也说，“你还没看到台湾是什么样子就走，太可惜了。”过了两天，罗裕昌和谭仲平也到马家，说了许多挽留的话。
我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到马家来拜年清谈的郭廷以教授（台大历史系任教，后转中央研究院创办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亲朋友，劝我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他说，“现在大陆情况相当混乱，北方尤其动荡不安，各大学都仍在复员过程，你到那里也读不了书。”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总务处说，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可以安定下来，走路上学也很近。
在这样多的规劝声中。我去退了机位，准备搬到单身宿舍去。
那时台大和许多公务机构一样，仍在“接收”过程。我收到那张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是“临时聘书”，今日大约有一点“文献”价值。人事和校产也尚未有明文规章，所以我以一个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单身宿舍。我原曾申请一间单身宿舍，是台大刚刚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盖的一幢军营式平房，一溜八间，但当时均已住满。经济系的助教华严，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里。
搬去温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贤来帮忙。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可搬的，仍只是一个小皮箱，前两天在荣盯买了一床棉被和枕头，还有刚来时在骑楼下，日本人跪在那里摆的地摊上买的一个一尺高的小梳妆箱，有一面镜子和两、三个抽屉，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柜，可以放一些小对象。秀桑帮我用洋车拉了送去。以前郭伯伯住在里面，所以我并没有去看过，第一次看到没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忧愁。
早上俊贤来的时候，罗裕昌也与她同来。他看了那房间一下，和俊贤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说他等一下再来。在中午之前，他又来了，带来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壶，一个暖水瓶，两个杯子和一个搪瓷脸盆。并且在小小的公用厨房给我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想到它们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请我们午餐。我出去买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马叔叔家吃饭，俊贤和贻烈送我回温州街。他们走后，从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里看，假山和沿墙的大树只见森森暗影。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听窗外树间风声，长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处。那时期的我，对里上仗的来临又恢复在西山疗养时的恐惧。我住那间在最右端，大约有八坪，外面还有单独的走廊，与别的房间有些距离，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动。直到两个月后，邻近那间住进了一对助教夭妇，夜半他们家的婴儿哭声，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间讯息…
过了几天，罗裕昌与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他带来一个木盒的自制收音机，他们说他现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机专家。他说，在校时电机系公电力、电讯两组，他主修电讯，所以来台湾前考取经济部技术人员的交通部门。分发志愿填的是铁路，因为在四川时受到外省同学嘲笑没有见过火车，决心从事铁路通讯的工作，而不去电力公司。在当时，电力公司的一切条件都比铁路局好，那 时的铁路通讯设备还相当落后。闲暇时，他自己装设收音机玩，也免费为熟人服务。
他送我的这一台大约是比较成功的，可以收听台北本地电台的节目。它大大的驱散了我寂静中的孤独感。每晚除了新闻、音乐，多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乐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间听《荒城之夜》，在音乐中忘记它是日本歌，有时会想起逃难时，荒郊寒夜的风声犬吠，想想那数百万死在侵略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虽是我们痛恨的敌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们回家吧。初到台湾时处处仍见待遣送的日本人，看着他们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家当，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同情，但是也知道他们不是该偿还血债的对象。

3、哺育着——戈福江先生
台大外文系数十个学生，主要的课仍由两个日本教授上课，他们从末到系办公室来，我搬书到楼下图书室，看到有几个中年人出入，无人介绍也从未打招呼。不久剩下一位，第二年也遣送回日本了。
周末我总是回青田街，马叔叔常在台大医院餐厅请大陆新来的教授吃饭，有一些也是我父亲朋友。那位大厨是台大刚由大陆请来的，在台北很有名。那时几乎没有内地口味的营业餐厅，所以去台大医院吃饭是很高兴的事。
有时，我也会到戈家吃一顿家常晚餐。那时贻烈和俊贤开始迷上桥牌（他们后来代表台糖和台电桥牌队，赛遍台湾，是常胜军）。我在大学四年级曾和理工学院几位助教在团契学过，当然技艺不精，但他们请罗裕昌与我一组，耐心配合，有时戈桑在家有空亦与其他同学另成一桌。我以研究贯注的态度投入，也跟着他们看些专书，兴趣大得很，直到后来搬到台中，夏然而止。
那一年四月一个周末，我又去戈家。刚进门，俊贤说，来看看贻烈的房间。我说，“他不是已搬去台糖的宿舍了吗？”
这时，戈桑从另间出来，打开那房间的纸拉门，眼前景象真令我惊讶莫名：在那原是八个榻榻米的地板上，繁花开遍似的是一簇簇，金黄的，凋揪叫着的小鸡:
原来是戈桑近日来神秘忙碌，期待的第一批人工孵育的来杭鸡，我们有幸成为这戏剧性成功的第一批见证人!这些在手钉木箱，拉了电灯泡在固定温度下孵出的雏鸡，对长年饥饿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黄金!
由此开始，两年后，戈桑辞去台大畜牧兽医系的专任教职。四十岁到台糖创办最新科学养猪事业。利用蔗糖生产过程所有资源，生产饲料，又与美国合作成立氰胺公司，研究畜产生长及防疫酵母粉，改良品种，大规模外销日本和香港，使台湾的猪肉更充裕。当中国大陆正在土法炼钢，数百万人死于灾荒的那些年，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九七0年至一九八0年，国民中学的教师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税支付的!
戈福江先生（一九一三~一九八三年），河北人，河南大学农业系畜牧组毕业。一九四六年来台湾农林处工作，成立畜产公司、畜产试验所。因多年担任联合国发展之山坡地畜牧发展计划的我国代表，而台湾的研究成绩已引起国际注意，所以很早即开始做国际科技交流。之后，创立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养猪科学研究所，在竹北增设牛养殖场，三十六年间全心壹志投入。因工作长年辛劳，罹患气喘个疾，即使夜晚病发不能睡，白天仍奔波赴竹北，亲自照料初创的各种试验，观察评估各项成果。
一九八一年退休后，客居美国加州，原以为加州气候有助于气喘的疗养，未料两年后突以心肌梗塞症猝逝，刚满七十岁。
噩耗传来，我也十份悲痛。数年后我们再去竹北，走进学生为纪念他所盖的福江楼（后为新计划所拆），似乎看到壮硕的戈桑迎面走来迎宾，又似听到他洪亮的笑声，如同一九七0年研究所初创时，他亲自为我们讲解他的理想时一样，我一生以曾分享那个理想且见证其实现为荣。

4、姻缘
在戈家的聚会日益增大，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的儿子也来台湾了。她原是俊贤好友，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住在罗裕昌的单身宿舍。大陆局势不好，渐渐地来台湾的人更多了。↓↓網↓
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常常去温州街找我，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一在院长室，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电话一来，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齐小姐电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说什么才好。有一天，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她方），我坦白说，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父母南北分离，自己只身一人来此，明知有许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于孤独，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礼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的态度，和我敏[gǎn]、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我在台湾的朋友，俊贤、文津，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我应该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我给父亲写信，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
我信上说，“罗君二十八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九岁丧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
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到了暑假，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连我那一向乐观的父亲。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可先收下台大聘约。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结婚前三日，裕昌受洗为基督徒。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尚未接收，已经失守（或沦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锯战中）。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从。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分两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锣鼓喧天》及
一幅字：
铁公，我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