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也可以在帐篷里看到类似于野兽攻击儿童所造成的那种血迹。在帐篷侧壁离地面仅仅几英寸的地方有一处看上去像是喷溅的血迹。但是仍然没有人对此进行照相。几天之后，很明显阿扎莉娅已经不可能被活着找到了。张伯伦一家爬进了他们的黄色托拉那舱盖式汽车，开始了孤独的500英里的旅途，回到了他们位于昆士兰州一个叫做伊萨山的矿山小镇的家中。又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的噩梦演变成了一场悲剧。多谢一个电视节目的报道，他们听说在离营地2.5英里的地方的一个已知的野狗窝旁边发现了一堆婴儿的衣物:一件沾满血迹和尘土、被撕破了的连衫裤以及一件衬衣和一双毛线鞋。这些都被确认为阿扎莉娅在她失踪的那天晚上所穿的衣物。只有她所穿的一件柠檬色边缘的短外衣没有被找到。在电视节目中，一名警官赤着手拿着那些衣物，把它们举到摄John Brysnn, Evil Angel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5), P.40像机镜头前面，向人们展示在连衫裤和衬衣领口上的血迹。看来在阿扎莉娅失踪后长达8夭的时间里，当地警方在证据处理方面的知识丝毫也没有长进。公共舆论已经开始对张伯伦夫妇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性多疑，许多人都觉得“野狗盗窃婴儿’的说法太怪诞了，以至于难以接受。这听起来更像是只有小孩子们才相信的那种大灰狼之类的故事。另外，当地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的记录.没过多久，这种怀疑就转变成了恶毒的谣言。根据其中最荒唐的一个谣言，均为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忠实信徒的张伯伦夫妇(迈克尔还是该教会的一名牧师)杀死了他们的低能婴儿，然后编造了一个野狗的故事来掩盖真相。而在幕后，人们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谣言了。警察对张伯伦夫妇的说法深感怀疑。这个婴儿的衣物看上去不对劲:为什么在连衫裤上只有那么一点点血迹?为什么这些衣物没有被撕成碎片?那件外衣到哪里去了?它是否真的存在?一只野狗怎么可能叼走一个10磅重的婴儿?为什么没有找到任何遗骸?一名犬类专家为以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他说野狗从来不储藏食物。它们在找到食物之后就会将其吃得一千二净，包括小型哺乳动物的皮毛，甚至鸟类的羽毛都会被吃掉。婴儿的重量对于成年野狗来说也不成问题。有众多的记录显示，野狗曾经叼走过一只重达25磅的沙袋鼠.但是以上这些解释丝毫不能够缓解媒休对张伯伦夫妇的敌意。尤其是被认为在张伯伦家处于支配地位的林迪，更是受到了媒体的恶毒攻击。这主要是由于她的性格所造成的。在悲剧发生之后，林迪张伯伦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哭哭啼啼地表现她的悲痛心情，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沉着镇定的态度。这与媒体有关一个痛失孩子的母亲应该如何第十二蜜林迪?张伯伦 表现的成见格格不人。为此它们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共舆论很快就被媒体这种敌视的态度所左右，结果随着陪审团调查日期的临近，有人开始对林迪发出死亡威胁。陪审团调查开始于1980年12月15日，主要是听取科学证言。法医牙科专家肯尼思布朗博士曾经对野狗开展过一系列试验。他认为阿扎莉娅的连衫裤上的那些洞不是由野狗牙齿所造成的，而更像是剪刀或者刀子所造成的。在阿德莱德动物园开展的一次试验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在这次试验中，他将一块肉包裹在一个婴儿连衫裤中扔进野狗圈。当饥饿的野狗撕咬这一包裹时，它们在连衫裤上留下了不规则的牙痕。这些牙痕与在艾雅斯巨石附近发现的衣物上的那些痕迹完全不同。如果对其孤立地加以考虑的话，那么以上这些试验结果可能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将其与警方在处理犯罪现场过程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如没有对现场拍摄足够的照片、赤手摆弄证据、缺乏彻底的法医学试验等等—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考虑到公众对该案的强烈的兴趣，验尸官丹尼斯?巴里特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步骤:同意在电视上公布其调查结果。他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否定了警方草率提供的大多数科学证据。然后他对张伯伦夫妇说道:“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你们受到各种猜测、怀疑以及也许可以说是在这个国家中前所未有的恶毒谣言的攻击。”3巴里特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耻辱。他宣布了他的裁决:“我认定阿扎莉娅钱特尔?洛伦张伯伦‘…死于野狗的攻击我还认定，这个孩子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其他孩子对这起死亡事故不负有任何责任。”43 John Bryson. Evil Angels, P.244.4同上。 林迪和迈克尔张伯伦离开了法庭。他们感谢上帝，现在终于能够忘记这个悲剧，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了。但是像验尸官巴里特所作出的这种强烈的抨击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北部地方政府也不例外。政府发起反击他们的反应像闪电一样迅速。在对该案的陪审团调查中遭到惨败之后，肯尼思布朗博士感到他自己的名声受到了损害。于是他带着阿扎莉娅的衣物飞到了英国。在那里，他将这些衣物交给了曾经是他的老师的伦敦医院附属医学院教授国际领先的病理学家詹姆斯卡梅伦进行检验。卡梅伦是本书前面所提到的那个肆无忌惮的冒险家弗朗西斯坎普斯的一个学生。当坎普斯于1972年退休之后，卡梅伦很轻松地取代了他的地位，成为伦敦大学法医科学教授，并且很快在这个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极具竞争性的行业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卡梅伦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整天将自己关在停尸房中。他的一个口号就是“团队精神”。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他称之为“团队.5的一批法医学专家，其中包括其他的一些病理学家、一个法医牙科专家、一些技术员以及一个摄影师。另外还有一个固定的秘书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卡梅伦竭力鼓吹一个说法，那就是他自己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代言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破解这个来自澳大利亚内地的迷案的任务。他们最终提供的是一颗法医学炸弹，它足以使有关当局有理由向北部地区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宜布第一次陪审团调查的结果无效Tulletl.013第十二宣杯迪张伯伦并且重新审理该案。这一申请得到批准，于是1981年12月l4日，对该案的第二次陪审团调查开始了。人类有很多奇怪的天性，其中的一个就是:一个专家来自越远的地方，他在人们眼中就越显得权威，在法庭上尤其如此。由于某种原因，如果一名证人来自大陆的另一端，或者像在本案中那样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话，那么他们的证言总是远比来自本地某个试验室的证言更有分量。正当澳大利亚公共舆论在“野狗婴儿案’上已经出现一边倒的情况的时候，有关著名的卡梅伦教授不远万里从伦敦飞到澳大利亚为北部地区政府作证的消息的确令反林迪阵营的人们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尽管在媒体上大出风头的是卡梅伦，但是对林迪t张伯伦来说，最具破坏力的证言却出自一个离她近得多的来源。乔伊库尔是悉尼健康委员会的一名法医生物学家。她经常在涉及血液和其他体液的问题上为新南威尔士州的警方提供帮助。当警方将张伯伦家的汽车送到悉尼接受仔细的法医学检查的时候，库尔显然就是他们所要找的科学家。为了听取她的证言，陪审团调查被从达尔文的法庭转移到了离法庭5分钟车程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内。在那里库尔正围绕着那辆黄色托拉那转来转去，准备向公众揭示她在车中所找到的东西。血迹!按照库尔的说法，这辆车的前座附近到处都是血迹:在前座的托座、栓孔和折页上、在地毯上以及在两个前座之间座椅板的一个口袋中所发现的一把指甲剪刀上都沾有血迹。她还在迈克尔张伯伦照相机包的拉链上也发现了微量的血迹，而调查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个照相机包曾经被用来运送被谋杀的阿扎莉娅的尸体.活泼而有自信的库尔在作证时带着高度的热情，那副样子就好像牧师在布道一样。她说，那些血迹是婴儿的血，肯定是从一个小到。个月的孩子身上流出来的。她向大家指出了在仪表板和挡风玻璃上发现更多血迹的一些区域。最令人感到不样的是，她在司机座位前的搁脚空间上方的顶棚上发现了看上去是从动脉中喷溅出的血液的证据。这意味着阿扎莉娅是在仍然喷溅着鲜血的时候被塞在仪表板下面的。正当辩护律师惊诧得目瞪口呆，而在场的记者们则幸灾乐祸地在他们的本子上快速地作着记录的时候，库尔开始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表演。就像舞台上的魔术师一样，她拿出从这辆汽车座椅上弄下来的一块塑料碎屑并将其放在一张滤纸上。当她往上面倒了一种用于鉴定血迹的邻位联甲苯胺溶液的时候，滤纸首先变成了淡蓝色，然后就变成了鲜明的深蓝色。瞧!库尔已经证明这上面有血迹了。库尔满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汽车修理厂，带着属于张伯伦夫妇的其他一些物品去进行测试。她将在稍后向法庭报告她的测试结果。当陪审团调查在法庭重新开始的时候，大人物出场了。这个大人物就是詹姆斯?卡梅伦博士。虽然当时他由于在几个轰动性的误判案件出具了不真实的证据而声名狼藉，命运也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受到世界各地执法机关咨询的专家，并且他寻找轰动性案件的能力仍然不减当年。法庭一下子就被他迷惑住了。卡梅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证人，这一点从他作证的方式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以轻松和绝对自信的口吻描述了他对其所收到的衣物和一个野狗头骨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在给一名与阿扎莉娅大小和体重相似的儿童穿上连衫裤之后，他发现自己很难相信这个孩子的身上有足够的裸露的皮肤使野狗能够咬住她的脖子而同时又不会对连衫裤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坏。他认为这件连衫裤颈部所受到的损坏“是由诸如剪子或m十二亚林迪?张伯伦刀之类的切割工具所造成的。但是经过更为仔细的检查，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剪子所造成的。”6由于衣物上缺乏血迹、唾液和人体组织，他倾向于认为阿扎莉娅之死是由人而不是狗所造成的。卡梅伦接着讨论了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即衣物上是否显示了被拖曳的迹象。尽管存在有案可查的相反的证据，卡梅伦还是像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认为，野狗不可能有力量叼走一个10磅重的物体，而只可能将其拖走。只有在衣物上有摩攃、磨损的痕迹的情况下，林迪张伯伦的说法才站得住脚，但是他却在衣物上找不到任何摩攃、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