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7年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批评了美国这个顶级法医学实验室处理证据和有关问题的方法。而马隆也在这一报告中被点了名)。在麦克唐纳受审期间，伯克利大学名誉法医学教授约翰桑顿博士曾就那件被刺破的蓝色睡衣为辩护方出庭作证。在判决作出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对该案的兴趣。他说道:“在审判过程中，联邦调查局唯一的新证据就是那件由斯通博所折叠的睡衣上衣。我想即使联邦调查局本身都对此感到怀疑吧。”16他补充道，后来联邦调查局经调查发现，睡衣上有7处刺破口被刺的方向与斯通博所声称的相反:“对麦克唐纳来说，用这件睡衣上衣所作出的情景演示是唯一一件具有破坏力中见Fred Bust and lorry Potter, FaGI Justic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16 Noguclu, p名3第十一聋杰弗里?麦克唐纳的证据。但是其被刺穿的方向意味着，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演示的那样发生的。，17其他令人不安的矛盾之处也浮出水面。在克里斯滕带血的指甲缝中曾发现了一根蓝色纤维。公诉方以此证明麦克唐纳与这起攻击之间的联系。他们说，克里斯滕在与其父亲的殊死搏斗中在他的睡裤上折断了自己的指甲。公诉人没有披露的是，在克里斯滕的指甲中还发现了一根根部完好的褐色毛发。而在金伯利的指甲中也找到了一根根部未被破坏的、虽然与在克里斯滕的指甲缝中所发现的那根不相同，但却与之类似的毛发。由于这些毛发从来就没有被与麦克唐纳或任何其他人的毛发进行过比对，因此它们被麦克唐纳的支持者们炫耀为第三方参与凶杀的证据。他们认为，这些毛发很可能是这两个惊恐万状的孩子从她们的攻击者的头部扯下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结束其短暂生命的这场疯狂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克里斯滕很可能正在那个黑暗的房间内熟睡。当时这个两岁的小女孩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反抗?她能够从这个陌生的攻击者的头上揪下一根头发来吗?调查人员对金伯利的死开展了仔细的法医学研究。他们估计她当时被其父母的打斗声吵醒并走进主卧室，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里她亲眼看见暴怒的父亲将科利特杀死。当金伯利试图前去帮助被击倒的母亲的时候，她被使劲地推到了一边，头部猛烈地撞击在了门框上，以至于她的一些脑浆都溅在了那上面。她立即失去了知觉。从她在走廊上留下的血迹来看，她好像被抱到了她自己的房间内，然后在那里被用刀捅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陌生的攻击者会费心去做这样的事情。17 Noguchi, p.83 尽管如此，金伯利的指甲缝中也有一根不明的褐色毛发。这些毛发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它们与这起攻击无关，只不过是孩子们在日常活动的过程中在指甲中积累下来的杂物。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丝毫不能作为原谅公诉方在证据披露方面缺乏透明度的可耻的做法的原因。如果单独地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争辩说，麦克唐纳的支持者们将一些微不足道的不一致之处无限地放大了。但是所有案件中的证据都是累积在一起的。这里一根难以解释的纤维，那里一根毛发，再加上一些有争议的血迹，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在一个有经验的律师手里很快就会累积起来，形成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麦克唐纳继续在全国电视网上频繁露面。广播公司不惜使用重金从俄勒冈的谢里登矫正监狱中购买昂贵的卫星电视转播权，因为有关麦克唐纳谋杀案的故事对观众来说总是很有吸引力。麦克唐纳本人谈起这个话题来总是滔滔不绝，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军方策划的阴谋的受害者。与过去相比，他现在头上添了许多白发，身体也消瘦多了。他喜欢强调在谋杀发生的时候费耶特维尔(离布拉格要塞不远的一座城市)是多么的危险。他自己曾经得罪了很多吸毒者并受到了他们的威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那个z月份的晚上对他家的安全状况所抱的乐观态度真是令人称奇:他在明知攻击者可能从未上锁的后门直接进人其怀孕的妻子所在的主卧室的情况下，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安然人睡。不仅如此，闯人者在进人了一个陌生的黑暗房子中后，悄悄走过主卧室，沿着走廊走过孩子们的卧室，穿过麦克唐纳正在睡觉的起居室，进人厨房，在那里选择了两把小刀和一把冰锥，然后再返回主卧室去举行他们的邪教屠杀仪式。而在整个过程中，麦克唐纳竟然丝毫没有被吵醒。第十一章杰弗里麦克唐纳 直到屠杀开始的时候他才醒来。而这一假设的事情发展经过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嬉皮士团伙到麦克唐纳家中的目的是实施谋杀，那么他们为什么自己不携带武器呢?海伦娜斯托克雷在1983年去世之前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她说，当时他们闯人麦克唐纳家只是想吓唬一下他，让他以后不敢再坚持其众所周知的反对毒品的立场。但是后来他们的暴力行为悲剧性地失去了控制。在此之前，斯托克雷就声称自己曾经戴过一个金色假发。但是这一声称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这一次她模糊的幻觉又一次为麦克唐纳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而麦克唐纳的支持者们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可怜的女人大做文章。他们为使麦克唐纳获释而作出的“寻找圣杯”的努力仍然在继续着。1999年，他们申请用最新的DNA技术对该案中的大多数原始证据进行重新鉴定。该申请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来。他们还提出了一些不无道理的法律问题(他们完全可以声称，由于公诉方的不当行为，麦克唐纳没有受到公正审判)。他们的这一论点在1993年12月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那时麦克唐纳案的公诉人之一詹姆斯?布莱克本因贪污、提起虚假诉讼以及伪造法官签名而被判处3年监禁。这肯定应该算是杰弗里麦克唐纳受到一名无赖检察官陷害的最终证据了吧?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在捞了三十多年的救命稻草之后，麦克唐纳的支持者们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情绪。也许糟糕的法医工作在麦克唐纳被判人狱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良好的法医工作还可能使他获得自由，但是最终使麦克唐纳银挡入狱的还是他自己的傲慢。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人因为贫嘴而把自己“说’进监狱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杰弗里麦克唐纳。就像许多幻想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傻瓜一样，他喜欢和别人分享这种幻想。他的那张乌鸦嘴一刻也闲不住:他在犯罪发生时稀奇古怪的胡言乱语、他给弗雷迪卡萨布所打的怪异的电话、他在受讯问时在录音带上留下的极端傲慢的态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他对大陪审团的辱骂、他在《致命的修正》这本书上的一败涂地以及他在证人席上灾难性的表现—一句接着一句的蠢话源源不断地从他口中滚滚而出。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去陷害杰弗里麦克唐纳，因为麦克唐纳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证明自己有罪的工作。m十一盒杰it里麦克m纳第十二章林迪?张伯伦(1980年)澳大利亚的法医学噩梦Llndy Chamberlaln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说过:“一个陪审团由1z名成员组成，其任务就是对诉讼双方谁拥有更好的律师这一问题作出裁决。’l如今弗罗斯特的这一讽刺性评论也适用于专家证人，因为对于刑事审判这样一个深奥的问题来说，法医学证据的质量固然重要，而这种证据展示的方式也很重要。专家证人千差万别:有些能言善辩，其展示证据的方式极具说服力‘而另一些则没有这种能力。这可能对他们证言的内容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很容易受到影响的陪审团将会如何看待这些证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并非巧合的是，大多数能言善辩的专家证人为公诉方作证。他们中的大多数受雇于公诉rimos (London) ember s. 2000)第十二章林迪?张伯伦机构，有着稳定的工作。可供他们利用的是几乎无穷无尽的资源以及最新的技术。另外他们还可以经常在那些轰动性的案件中出庭作证，使自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对于他们的自我感觉以及他们在专业领域中的地位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这些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新闻中的法医学超级明星可不用在一个狭小的独立实验室中勉强度日。但是他们这种优越的地位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人们会指望他们永远不犯错误。一旦他们犯下一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被别人发现的话，那么他们的可信度就会一落千丈并且—正如在这一个法医学界希望永远忘记的案件中所揭示的那样—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再得到人们的信任了。对干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如果说搞得一团糟的犯罪现场是最大的忌讳的话，那么搞得一团糟的法医工作就是第二大忌讳。而两者凑在一起的结果则肯定是一场司法大灾难。糟糕的证据处理工作往往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或者无辜者遭受牢狱之灾。如今相关的程序得到了改进，而执法机构也认识到媒体的冷酷无情，因而情况也有所好转。在通常情况下，犯罪现场非常明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子、遭到抢劫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谋杀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可以非常顺利地开展其工作。但是正如下面这个案子所揭示的，如果犯罪现场一开始就不是像上面所描述的那个样子，那么又会怎么样呢?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世纪之犯罪”，但是这些犯罪很少发生在一个国家国宝的阴影之下。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中央有一块“艾雅斯巨石”，土著人称之为“乌鲁鲁”。这是从这个国家荒芜的平原上拔地而起的一块周长5英里、高1600英尺的巨大红色岩石。它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前来参观。在1980年8月17日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中有一对来自昆士兰州的扎莉娅的摇篮向一边微微倾斜，被子也被弄歪了。摇篮里面是空的。林迪惊慌失措地从帐篷中跑了出来，大叫:“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2几分钟之后，整个营地都乱作了一团。公园管理人员对附近地区展开了搜查，手电筒的光柱不断划过黑暗的荒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暗自怀疑这个婴儿是否还能够被活着找到。其他宿营者证实，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在营地附近的确出现过野狗。他们还在张伯伦家的帐篷周围指出了野狗的足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张伯伦一家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天亮了.但是阿扎莉娅仍然不见踪影。这时张伯伦家的帐篷已经被封锁起来，但是还没有人想到要对帐篷内部进行照相。只是到后来理性的思考战胜了狂乱的冲动之后，人们才试图保护现场。即使是一个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