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看到了一个T字形的伤疤，他认为这很可能是由玛丽莲的指甲所造成的。但是巴尔拉吉声称她看不到任何伤疤。凯霍加县验尸官办公室经验丰富的法医照相师詹姆斯t温策尔也看不出任何疤痕。他说该照片没有正确的比例尺，没有从正确的角度拍摄，其质量也不足以作出可靠的皮肤印记分析。总而言之，这些照片毫无价值。在反驳了谢泼德团队的大多数证据之后，现在被告方该发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有关埃伯林是凶手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他曾经在1966年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这是因为7年前他被指控从玛丽莲?谢泼德的弟媳那里盗窃了一枚戒指。那时埃伯林主动提供了一条信息:他曾经在谢泼德家割破了自己的手并且将血流在了地下室的台阶上。他在谢泼德的第二次审判中重复了这一证言。请记住，这是谢泼德声称曾经与之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但是当埃伯林经过谢泼德走向证人席时，谢泼德一点也没有认出他来。我们承认，谢泼德声称在他们厮打的时候自己处于一种头晕目眩的状态，而身高6英尺并且秃顶的埃伯林与谢泼德最初描述的那个闯人者—身高6英尺3英寸并且长着浓密的头发—并不相像，但是考虑到埃伯林的证言，如果埃伯林与那名凶手之间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话，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谢泼德当时竟然不会考虑到他可能就是在伊利湖边与自己搏斗的那个对手。当然，F?李贝利认为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当他在第三次审判中作证的时候，他说道:“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理查德埃伯林杀死了玛丽莲谢泼德的说法。’21在1954年，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的罗杰W?马斯特斯曾经分析过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微量证据。如今已经是81岁的他重新回到法庭来讨论从一个医疗包中发现的谢泼德的手表上的一小块血迹。马斯特斯虽然承认自己不是血斑专家，但是他回忆说，那块谢泼德声称一定是在搏斗过程中凶手从他的手腕上猛扯下来的手表上溅有形状清晰的血滴。这些血珠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手表真的是在搏斗中从手腕上猛扯下来的，那么附于手表上的任何血迹都很可能被涂抹，但是马斯特斯所看到的那种血迹却更像是飞溅的血珠所造成的那种，也就是玛丽莲?谢泼德在受到疯狂攻击时从她那些可怕的伤口喷射出来血所造成的那种。换句话说，这块手表当时或者戴在凶手的手腕上，或者就放在凶手现场附近，如床头柜上。如果这一证言是真实的话，那么它对谢泼德所讲的故事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但是这是否就证明他就是凶手呢?或者是否还有另外的嫌疑人呢?在第二次审判中，贝利曾经声称玛丽莲谢泼德与别人通奸，从而在陪审团的头脑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他甚至提到了她的奸夫的名字—他不是别人，正是她的邻居和当地的区长斯潘塞?霍克。贝利推测，是妒火中烧的埃斯特?霍克在得知其丈夫与玛丽莲通奸之后杀死了玛丽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推测。但是考虑到斯潘塞霍克在证人席上所表现出的对被告人的仇视态度，我们实在不明白谢泼德当时为什么竟然会同意与霍克夫妇合谋掩盖事实真相。在接受德弗讯问时，贝利重申，他相信当时都已去世的霍克夫妇是最大的嫌疑犯:“我最初(对这一推测)只是将信将疑.但是随着时21 CouR TV (February 14. 20W)第八聋赛娜尔谢泼德、~一~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相信这一说法，至今仍然如此。”22在第一次接受审判时，谢泼德曾作为证人接受讯问。但是他在证人席上的表现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法庭记录显示，他对自己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提醒陪审团，他是一名“医生’。他的这一做法肯定使一些陪审员非常反感。在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贝利作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那就是不让他的顾客在法庭上作证。他的这一招使得控方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第一次审判中，谢泼德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满口谎言的花花公子的印象。而在这次审判中他明智地保持沉默，而贝利则使陪审团产生正好足以认定谢泼德无罪的怀疑。但是在第三次审判中，主角没有上场，但是却突然出现了崭新的嫌疑人。谢泼德家族认为，通过将埃伯林作为另一个可能的凶手提供给法庭，他们可以增加其胜诉并得到一个明确宣布谢泼德“无辜”的判决的机会。但是这个看似很好的计划到了法庭上却出了大问题。本来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谢泼德是否是无辜的?”—现在变成了一场法律拔河比赛—“根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埃伯林和谢拨德这两个人究竟谁更可能是凶手?”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陪审团将如何回答这一问题。2000年4月12日，他们作出了俄亥俄州政府胜诉的裁决。这样他们就等于是说，谢泼德对于他妻子的谋杀“并不是无罪的”。对于这个历史上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案件来说，这种含糊的裁决是恰当的，因为尽管山姆谢泼德具有严重的犯罪嫌疑，但是在1954年没有丝毫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直到今天，情况仍然如此。22 Court TV (February 14, 2000第九章史蒂文?特拉斯科特(1959年)死亡时间1966年末，在英国停尸房和法庭酝酿多年的宿仇终于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对抗。其导火索是寄给伦敦两位病理学家的即将于英国发行的一本畅销书的预赠本。预赠的目的是让这两位专家阅读该书并对其中有争议的主题表示赞同，从而使该书获得至关重要的权威认可，增加其销量。但是事情进展得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顺利。相反，它展示了法医科学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具有相同资格和类似经历的两位专家在分析相同数据时却往往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本在加拿大引起轰动的书题目为《史蒂文?特拉斯科特受审记》.。它讲述的是安大略省一名14岁的学生令人痛心的故事。他于1959年被判定犯有谋杀罪并被判处绞刑，但是后来得到减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该书作者伊莎贝尔勒布尔代认为，特拉斯科特是严重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这一观点得到了她的英国出版商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试图得到该国两位著名病理学家—弗朗西斯坎普斯和基斯辛普森教授—的支持。他们都是医生的儿子，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他们两位所作过的尸体解剖加起来有(s万之多，其中辛普森所作的尸体解剖的数量稍多于坎普斯。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仅限于此。就脾气和工作方法而言，他们两位正好是两个极端。好动而又急躁的坎普斯在解剖室中就像一阵旋风。他经常嘴里叼着一根香烟，以疯狂的速度工作着，全然不顾卫生。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往往使他的学生和助手大为震惊。有一次，他在打开一个胸腔时割破了他所戴的橡胶手套，并且划伤了自己的手。但是他拒绝换上另一副手套，而是继续他的工作。他对于感染的危险嗤之以鼻，并且吼叫道:“我以前都是光着手作解剖的!’1坎普斯作尸检是“按件计酬’的，这使得他变成了一个尸体传送带—他作一个尸检的时间通常不超过1o分钟—并使他的银行存款数字快速上升。对于他这个喜欢高档美食的享乐主义者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坏事。但不幸的是，他的这种充沛的精力偶尔也会将他引人歧途，史蒂文特拉斯科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草草翻阅了勒布尔代的书之后，坎普斯便放出话说，如果这个已经被定罪的年轻人得以重审的话，那么他愿意为其出庭作证。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考虑到他可以从中捞到一大笔钱。但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坎普斯有着很多缺点，但是他是个不知疲倦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而斗争的猛士，经常像堂吉诃德一样毫不畏惧地向政府这1 Robert laekson, Steven Truscotl (1959), Franeis Camps (London; Ilart-DavisMaoGibbon, 1975), p.28架大风车发起冲锋。对于这个好斗的伦敦人来说，支持不受欢迎的争业或者向别人提出挑战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基斯辛普森教授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像坎普斯一样，辛普森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名的，也曾经为走出具有传奇色彩的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勋爵的阴影而苦苦挣扎过。当斯皮尔斯伯里于1947年自杀身亡之后，他们便为占据这个伟人的地位而展开了竞争。最初坎普斯和辛普森是一对密友。但是渐渐地坎普斯发现，那些成为头条新闻的案件都被送到了辛普森的手中。他对此越来越不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其实这并非偶然。警察和法院都更加欣赏辛普森在证人席上那种冷静1文雅的举止—没有做作的表演，尤其是没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而坎普斯则恰恰相反:华而不实、变化无常，让人感到不值得信任。坎普斯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地位正在慢慢地受到侵蚀，并对自己边缘化而感到愤愤不平。他现在已经将辛普森看做是自己的死敌，并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发起攻击。就在这时出现了史蒂文特拉斯科特案。坎普斯准备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彻底击败辛普森这个老对手。1959年6月9日晚上，林恩哈拍—一名加拿大皇家空军军官的12岁的女儿—没有回到她位于安大略西南部的克林顿空军基地的家中。第二天天一亮，焦急万分的莱斯利?哈拍在基地挨家挨户地询问，希望得到他失踪的女儿的消息。他很快得到了一条线索。有人说，他在前一天晚上7点10分左右在当地学校的操场外面看到了林恩。她当时正坐在她校友史蒂文?特拉斯科特所骑着的绿色跑车的横梁上。这位身体强壮的14岁男孩骑着车朝着位于空军基地北边的县公路的方向走了。哈泊赶忙前往特拉斯科特家中。年轻的史蒂文一脸无助的样子。是的，他的确骑车带了林恩一段路，因为当时她想到8号公路旁的一第九查史蒂文特拉斯科特个房子中去看一些小马驹。由于时间已晚，他将她放在了县公路和8号公路的交叉口。林恩说，剩下的路她将另外搭一辆车。史蒂文解释说，当他骑车返回基地的时候，在一座可以俯视一个有很多人都去游泳的水塘的桥上，正好看见林恩爬进一辆汽车。然后汽车就沿着8号公路朝着东边那些小马驹的方向疾驰而去。史蒂文估计当时的时间是7点30分。然后他就回到了基地，并且在8点左右与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参加了一场临时的足球赛。这天晚些时候，史蒂文在接受警察讯问的时候又在他的故事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将那辆车描述为1959年产灰色雪弗莱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