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各布政司设行用库，允许军民商贾用昏烂旧钞到行用库换取新钞，量收工墨费。在外卫所军士，每月食盐皆给钞购买，各盐场的工本米也改给工本钞。洪武十八年(1385年)，天下有司的官禄米也全部改发钞币，每米一石给钞二贯五百文。

大明宝钞的发行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明王朝发行钞币却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发行钞币之前，朱元璋虽然对宋代发行交子、会子，元代发行交钞及中统、至元宝钞的办法作了一番研究，但并未真正领会货币发行的经济规律。元朝初年发行钞币，有金银和丝作钞本(准备金)，并严格控制发行量，有放有收，而且钞币随时可以在钞库兑换金银，所以它能通行无阻，币值稳定，受到人民的欢迎。到了后期，元政府已把钞本用光，无限制地滥发钞币，只放不收，又不能兑换金银，就连昏烂的旧钞也不能换取新钞，因此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加速了社会危机的爆发。明朝发行宝钞，却继承了元朝后期失败的钞法。开头几年，发行量较少，还能和物价保持一定的比例，受到人民的欢迎。后来发行量不加限制，越发越多，仅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年就造钞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明制以钞五贯为一锭，这笔钞款合共三千四百多万贯，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就合银三千四百多万两。但是，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全国金、银课的收入，仅有金二百两，银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余两)。这样滥发纸币，自然也就无法保持币值。钞币的印刷又很不精致，容易仿造，伪钞屡屡出现。如在两浙和江东、西，官府曾破获过一起伪造宝钞的事件、处决了以句容县民杨馒头为首的一大批案犯。大量伪钞流入市场，宝钞的信用越发低落。洪武二十三年两浙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币值下降了四分之三，到二十七年又降到折钱一百六十文，竟跌了五分之四还多。由于币值日跌，物价日涨，宝钞阻滞不行。朱元璋于是下令，限军民商贾在半个月内，将所有铜钱送到官府更换钞币，以后只许宝钞流通，禁止使用铜钱，"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并罢宝钞行用库。尽管如此，钞币还是不断贬值。到洪武三十年，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概以金银定价，干脆不用宝钞。当年三月，朱元璋再次下令，"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但因"钱贱而不便大用"，这些禁令仍然无济于事，钞价照样下跌，不受人民的欢迎。此后，贵金属白银便逐渐取代宝钞而成为主要的货币了。

洪武年间，由于朱元璋的重视并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工商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始终坚持传统的厚本抑末政策，他明确告谕户部大臣：理财之本在于"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因此，他把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都置于厚本抑末政策的制约之下。所以，明初工商业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

经过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的社会经济终于走出残破凋敝的困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农业的发展尤为突出，自耕农的数量迅速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日趋发达。洪武中期流传于江西的一首民谣，曾描述当时经济发展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说：

山市晴，山乌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第十三章 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威德兼施，德怀为主

明朝肇建之初，不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尚待统一，而且民族矛盾也还相当尖锐。控制着北方大片土地的蒙古贵族，固然不甘心失去统治阶级和统治民族的地位与特权，拒不接受明朝的招抚。留居内地的蒙古人，也担心明朝运用元朝残暴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对他们施行报复，因而心怀疑惧，顾虑重重。在夏国割据势力和元朝残余势力控制下的其他少数民族，虽然深受元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之害，但无法预料明朝将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大多又抱着观望态度。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措施来缓和民族矛盾，争取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的归附，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和治理，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而且更是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命运。

朱元璋总结历代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经验，认为：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威是指军事上的征服、镇压，即所谓以威服之；德是指政治上的恩怀、德惠，即所谓以德怀之。威德兼施，两手并用，这同他在中原地区所采取的宽猛适中、恩威兼济的治国方略是相一致的。这种威德兼施的政策，乃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一种古老的治世法则。但是，过去的封建帝王，除了唐太宗等少数人之外，在运用这一法则时，往往只注意军事上的威服，很少注意政治上的德怀，从而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难以取得积极的效果。元朝统治者更在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之后，把各族人民按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划为四个等级，实行赤摞裸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激化民族矛盾，埋下日后败亡的一个祸根。朱元璋吸取他们的教训，非常强调德怀的作用，指出：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蛮夷之人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因此，他主张威德兼施，二者不可偏废。洪武七年(1374年)，有个御史进《平蛮六策》，内有立威一目，他批评说：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朱元璋在统一战争和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个威德兼施的政策。但在具体实践中，则视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在一般情况下，他侧重于政治上的恩怀和德惠，力求以德怀之，不滥用武力或者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只是当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拒绝归附或者发动叛乱时，他才临之以兵，以威服之，一旦他们放下武器，表示归服，他又施以恩怀和德惠。从总的倾向来看，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威德兼施、德怀为主的政策。◢◢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后期，当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之后，为了争取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他曾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是在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建立明王朝之后，朱元璋的施政方针并没有把蒙古族排斥在外，而是把蒙古民族同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一样看待，同样施行威德兼施的政策。当然，由于北元的最高统治者仍以武力相抗拒，不肯归附，朱元璋对他们主要侧重于军事打击，力求以威服之。但他从未放弃政治上的恩抚，力图争取以德怀之。他多次发动招抚攻势，反复申明：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宣布元顺帝父子如能归附，当效古帝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北元官吏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王伯驸马、部落臣民能率众来朝，当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长期以来，元朝统治者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列为最下的等级，实行残暴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朱元璋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宣布要对蒙古、色目一视同仁，抚字如一，并许诺在归附之后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这就消除了部分蒙古、色目人的疑惧和敌对情绪、不少故元的宗戚、将官率部投向明朝，从而加速了北元势力的分化和衰败过程。

元朝被推翻后，各地行省的蒙古宗王、官员、驻军及其家属大部分未及撤走。据《蒙古源流》的记载，元顺帝北徙后，四十万蒙古中，得脱者惟六万，其三十四万(皆)被围而陷矣。这个数字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元朝驻扎各地的蒙古军队数字是保密的，但它反映了进驻内地的蒙古军队绝大部分滞留中原各地的事实。后来，明朝在同北元的战争中，又迭次俘虏、招降了大量蒙古军民。这两部分蒙古军民，总计有几十万人之多。对这些蒙古军民，朱元璋按照自己宣布的政策，都妥善加以安置。

对投降和被俘的故元诸王和蒙古官吏，朱元璋封给官衔，厚加赏赐。他告谕侍臣：推诚一,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终变为仇雠。他认为元朝的诸王和官吏，过去对他作战，是各为其主，现在前来归附，应该不咎既往，诚，,相待。凡有投降者，他都优加赏赉。如洪武三年(1370年)，赐北元皇太孙买的里八刺母妃以下镀金银首饰六十副，每副各九件，纱罗布衣服六十袭，每袭各七件。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赐北元降将纳哈出玉带一条，金银香带一条，白金一千两，文绮帛各四十匹，钞一千贯；诸部将金带、百花素银带七百条，纱帽八百顶，银钞各不等。又赍钞三十万锭、金文绮二千匹，赏其部众。又赐纳哈出文绮帛各十匹，白银二百五十两，衣一袭、赐其妻衣靴袜线。赐宗王先童、国公观童等十人各文绮帛二匹，白银二十五两，又给纳哈出妻子米五百石，将校男女四万四千一百七十九人，布一十七万六千七百一十六匹，棉袄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二领，皮裘五千三百五十三领，冬衣及色绢衣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余袭。又赐纳哈出等三百一十八人，银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两，文绮帛二千零九十四匹，钞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锭。即使是战败被俘的北元将官，朱元璋也优礼有加。洪武八年(1375年)十二月，纳哈出裨将乃刺吾自恃骁勇，乘金州城垣尚未修复之机，至城下挑战，为守城明军射伤俘获，押送南京。群臣皆请戮之，上不许，命乃刺吾为镇抚，赐以妻妾田宅。

除了赏给优厚的财物，朱元璋还量才擢用，委任他们官职，有的还赐以姓名。不少故元官吏，投明后在地方出任知府、知县，在中央做到侍郎、尚书，如脱因任廉州知府，忽哥赤任工部右侍郎，安童任刑部尚书。答禄与权原为元朝的河南北道廉访司佥事，入明寓居河南永宁，洪武六年(1373年)被荐授为秦王府纪善，后改任御史，累官至翰林修撰。世家宝在元末任集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