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学士，守胶东登、莱等郡，洪武元年(1368年)以所守莱阳城降，被授为大理寺少卿，寻改礼部侍郎。第二年升任刑部尚书，未几以事贬为庐陵知县，后召还授兵马都指挥司副指挥，改两浙盐运司同知。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授临安知府，至秩满才致仕还家。北元工部尚书丑驴，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归降后，赐姓名李贤，授燕王府纪善，他待燕世子最恭谨，因助燕王靖难有功，累迁都指挥同知，到仁宗朝更升至右都督。至于在军队里任职的，数量就更多了。起初有的是由明朝换给印信，仍领旧部，原地屯戍，如北元参政脱火赤等白忙忽滩来降，诏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有的则另授新职，迁入内地驻防，如北元惠王伯都不花及宗王子蛮蛮、赤斤帖木儿等降后，授为千百户、镇抚，令各领兵千人，往温、台、明三郡戍守；北元保宁王雅纳失里、宗王汪右图、别里帖木儿、把的忙、哥者、乃马歹等六人及辽阳行省左丞速哥秃等自大同来降，并授浙江等卫所镇抚；纳哈出所部归降后。随傅友德出征云南，官属悉授以指挥、千百户，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以处之。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朱元璋命中军、左军二都督府移文所属都司：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人居内地，仍隶各卫编伍。(萤从此，所有归附的北元军队全都编人内地卫所，归附的北元武官也随之到内地卫所任职了。在亲军中甚至还设有蒙古军队和军官，如洪武五年(1372年)置蒙古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答失里为佥事。洪武中后期，朱元璋担心一些蒙古上层贵族利用过去的身份地位从事反明活动，曾把其中的少数人迁往国外，如平云南后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将元梁王匝刺瓦尔密及威顺王子伯伯等人的家属迁至耽罗岛，二十一年北元太子地保奴口出怨言被送至琉球，二十二年四月年又诏故元诸王来降者，俾居耽罗国。但对其他北元降将降官，他依然执行量材擢用的政策。据《明史》的记载，明兴，诸番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

对归降的蒙古牧民，朱元璋也因俗而治，多方给予照顾。早在龙凤十年(1364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处理湖广的少数民族问题时，就提出过因其俗而治之的主张。洪武建国后，他把这个原则普遍运用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按照这个原则，他首先是照顾蒙古人的生活习惯，把他们安置在水草肥美的地方，从事游牧生活。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中书省臣认为西北边地的蒙古人是势穷力屈，迫不得已才投降的，不宜就地安置，否则一旦反侧，恐怕边镇无法制服。主张把他们统统迁置内地，以绝后患。朱元璋坚决否定了这种意见，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后来，明政府为了减少蒙古入侵时利用边民充当内应的危险，曾一度将归降的北元官吏及将士家属和塞外边民分别迁至南京、北平诸卫及附近的府、州、县。但是，蒙古牧民不习惯内地定居的农耕生活，有些内迁者又设法逃往塞外。洪武七年(1374年)三月，燕山都卫将一批归附的故元官吏和降民遣送南京，途中就有人逃窜。朱元璋又敕谕边将说：元运既终，天命归我中华，凡其遗民，皆吾赤子。今既来归又辄逸去，盖彼生长之日深，而此抚绥之意浅，故去之耳。自今凡有来归者，尔等善抚绥之。有欲就彼住者，择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来京者，择善人以送之，毋使失所。四月，徐达报告俘获一批北元官属并招降河曲府山谷军民，他又起疑心，令将官属送京师，军民居塞内，随后还下令将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不过，这一规定的实施对象只限于北方与蒙古接邻的边境居民，至于西北与东北地区的蒙古人，归附之后，明廷一般都令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归附后，朱元璋给冯胜等发出的第一个敕谕，就是让他们把纳哈出的部众安排在原地居住，使之顺水草以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如北平、潮河川、大宁、口南、口北旧居之人，立成卫分，与汉军杂处。若沈阳、崖头、闯山愿居者亦许，与辽东界参住，从便耕牧。务令人心安乐，不致失所。接着，他给冯胜又发出一个敕谕，指出胡虏生计，惟畜牧是赖，犹汉人资于树艺也，要他戒谕将士，不得少有侵渔。但是这个敕谕还没发到辽东，冯胜等人已将纳哈出的部众全部迁移，朱元璋又赶忙派人对他们进行解释，表示慰问，并赏给布匹等大量物资，以安定人心。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月设立兀良哈三卫，朱元璋也谕三卫首领：自古胡人无城郭，不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今一从本俗，俾遂其性，尔其安之。第二年正月，北元平章把都帖木儿、知院笼秃儿、灰纳纳罕等人派部将来到西凉(今甘肃武威)，表示要率领蒙古百姓并家属五千余口归降于明，朱元璋以其道远，也让他们就水草便利之地居住。

其次，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羁糜性质的卫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北元辽王阿札失里、宁王塔宾枯木儿等来降，第二年五月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之地。这些羁糜卫所，均以归附的当地首领担任卫所长官，各领所部，以安畜牧。他们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必须服从朝廷的指挥与调遣。这种羁縻卫所的设置，既可以安抚当地的蒙古部众及其他少数民族，又可以利用其军事力量来对付北元，以夷制夷，达到内安诸夏，外抚四夷的目的。

第三，尊重蒙古的风俗习惯。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曾下诏恢复唐式衣冠，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许多蒙古、色目人人仕后，纷纷改用汉姓汉名。后来，朱元璋觉得这样做不够妥当，又提倡蒙汉各从其俗，于洪武(1370年)三年四月下诏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说：朕虑岁久，其(蒙古、色目)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在婚姻方面，朱元璋提倡蒙汉通婚，自己还娶蒙古女子为妃。不过，《大明律》又硬性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汉人通婚，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族自相嫁娶；如果汉人不愿，听从本族自相嫁娶。这种条文显然不是为了提倡不同民族的通婚，而是对蒙古人的一种民族歧视和压迫，因此遭到蒙古人的抵制。

如果说朱元璋对北方的蒙古偏于以威服之的话，那么他对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则侧重于以德怀之。当他派兵进入这些地区消灭元朝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武装时，就遣使招谕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元代都处于被统治地位，深受民族歧视和压迫之苦，对元朝的统治极为不满，对朱元璋华夷无间、抚字如一的怀柔政策较为欢迎，大多陆续归顺了明朝。只有少数土酋如云南大理段氏等拒绝招抚，朱元璋才出兵征讨，以威服之。在完成全国的统一后，朱元璋又根据抚字如一、因俗而治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些少数民族实行恩怀和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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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的僮(壮)、峒(侗)、土蛮(土家)、瑶、畲、黎、东番夷(高山)、苗、仡佬、仲家(布依)、焚(白)、罗罗(彝)、百夷(傣)、摩些(纳西)、和泥(哈尼)、栗粟(傈僳)、阿昌、景颇、回、哈刺(佤)、蒲(布朗、德昂)等族，归附的时间不一。龙凤九年(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后，进兵江西、湖广，湖南苗族诸土官相继归降。龙凤十一年(1365年)，贵州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抚使田仁厚遣使归附，献世守之地。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擒获元平章陈友定，平福建。寻取广东、广西，广西左、右江黄、岑两姓土官迎降，明廷于翌年置福建、广东、广西三个行中书省。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出兵两路人蜀，迫降夏国主明异。翌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相率来归，贵州宣慰使霭翠、宣慰同知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也先后归顺。接着，贵州之八番土酋纷纷投向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几次遣使招抚云南的故元宗室、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段氏，俱不得要领，予是出兵讨伐。明军取道贵州，收降苗、罗诸部，统一贵州，然后攻人云南，下曲靖，梁王自杀。第二年初，明廷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并置云南都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明军进兵滇西，大理土酋段世兵败被俘，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下金齿。车里、摩些、和泥、平缅等边地各部皆望风归附，云南全境悉平。

朱元璋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中书省臣曾建议将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迁往内地，说广西诸溪洞已经平定，应将当地土著居民迁入内地，可无边患。朱元璋坚决反对，认为其人不知礼仪，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他坚持尊重南方各族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留居原地。同时，他还保留南方各南方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的僮(壮)、峒(侗)、土蛮(土家)、瑶、畲、黎、东番夷(高山)、苗、仡佬、仲家(布依)、焚(白)、罗罗(彝)、百夷(傣)、摩些(纳西)、和泥(哈尼)、栗粟(傈僳)、阿昌、景颇、回、哈刺(佤)、蒲(布朗、德昂)等族，归附的时间不一。龙凤九年(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后，进兵江西、湖广，湖南苗族诸土官相继归降。龙凤十一年(1365年)，贵州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抚使田仁厚遣使归附，献世守之地。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擒获元平章陈友定，平福建。寻取广东、广西，广西左、右江黄、岑两姓土官迎降，明廷于翌年置福建、广东、广西三个行中书省。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出兵两路人蜀，迫降夏国主明异。翌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相率来归，贵州宣慰使霭翠、宣慰同知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也先后归顺。接着，贵州之八番土酋纷纷投向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几次遣使招抚云南的故元宗室、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段氏，俱不得要领，于是出兵讨伐。明军取道贵州，收降苗、罗诸部，统一贵州，然后攻人云南，下曲靖，梁王自杀。第二年初，明廷置贵州都指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