纨绮，惟贵磁(瓷)器、铁釜"，此后明廷对琉球的赏赉便多用瓷器和铁釜。洪武十六年八月，朱元璋又遣使赐给占城、暹罗、真腊国王大量礼物，其中有瓷器各一万九千件。仅此数例，便可想见景德镇官窑产量之大。

景德镇民窑，生产民间日常使用的器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廷曾对日用器皿作出严格的规定，除了为数不多的公、侯和一、二品官员允件使用金银器，三品以下官员及庶民之家，酒注及酒盏以外的所有器皿，一律只许使用瓷器和漆器。因此，民用瓷器的需求量很大，拥有广阔的市场。景德镇民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1964年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时期瓷器，即有大量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包括青花瓷、青白釉等品种，而以青花瓷器的数量最多。这些青花瓷器的选料、制坯虽不及官窑产品细致，装饰艺术也不如官窑产品精美，但绘画技法独特新颖，用笔简练纯熟，表现力很强，首开明代早期青花瓷"一笔点画"的风气之先。除了景德镇，民窑还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其中浙江的龙泉、福建的德化，都是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

造船业也是明初最发达的官营手工业之一。洪武元年，明朝一建立即"命(汤)和造舟明州，运粮直沽"。此后，明廷出于漕运和防倭的需要，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地设立船厂造船，官营造船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洪武初年设置的福州造船厂，主要生产防倭船只。洪武五年(1372年)设于江苏太仓小北门外的苏州府船厂，所造大船"可载重几万斛，载人上千"。洪武年问设于南京城西北隅龙江关的龙江船厂，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造船厂。它上辖工部，洪武、永乐年间拥有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江海沿岸征调来的匠户四百户，按专业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为舱匠(用麻筋与油灰等物粘合船缝)，四厢出棕篷匠。厂内设有篷厂、细木作房、油漆作房、舱作房、铁作房、篷作房、索作房、缆作房等，不仅能制造或修理各种用途的船只，而且产量很大。当时从山东到辽东海上运粮所用的船只，即系南京龙江关承造。其问，从直隶太仓运粮至辽东牛家庄，使用的船只动计数千艘。后来，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有很大部分也是这个船厂建造的。明代的制盐业也同历代王朝一样，是由声府直接控制和垄断的。早在龙凤十二年(1366年)．，朱元璋就在两淮设置都转运盐使司，第二年二月在两浙也置都转运盐使司。明朝建立后，在全国各盐产地遍设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转运司、运盐司或盐司)和盐课提举司，直辖户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盐务。计有两淮、两浙、北平河间(后改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转运司，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七个盐课提举司，另外还在陕西灵州设立盐课司。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五个转运司和广东、海北两个盐课提举司，共管辖沿海一百四十四个盐场，河东转运司和其他盐课提举司、盐课司则管辖内地的一大批盐井和盐池。制盐的劳动力主要是灶户，还有罪犯。灶户有的地方亦称"盐户"，或沿袭宋元之旧，称为"亭户"。他们被登记为灶籍，世代以煎盐为业，不得脱籍。灶户中成丁男子(从十六岁到六十岁)称为灶丁，都必须负担定额的盐课，只有不成丁者方可免除此项义务。官府把岁办盐课的定额落实到每个灶，拨给灶丁一块草场，供其樵采，用作煎盐的燃料，并免其杂泛差役。灶丁每煎盐一大引(一大引为四百斤，一小引则为二百斤)，付给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发工本钞，规定两淮、两浙每引盐给钞二贯五百文，其他各处一律二贯。灶丁缴足规定的盐课之后，多余的盐不得自行处理，全部由官府给价征收，"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一。如将余盐夹带出场或私自煎盐出卖，一律处以绞刑。全国每年盐课约共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一十八大引，即二百二十九万七千四百三十六小引，成为明王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第四节商业的逐步繁荣和大明宝钞的发行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贯穿着"重本抑末"的总原则，以维

护"农不废耕，女不废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里，"本"是指农业，"末"指的是工商业，汉代以后则多指商业。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并非绝对对立的，自然经济也并不完全排斥商业经济，无论是地主、农民或其他的社会阶层，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不可能做到全部自给自足。朱元璋深明此理，说："古者日中为市，是皆不可无也。"因此，他对商业，也颇为重视。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已在其辖区普遍设立税收机构，在应天称为宣课司，在府州县称为通课司，在水域关津去处还设立竹木抽分场。明朝建立后，京师的税收机构仍称宣课司，在府者改称税课司，在州县者改称税课局，并在一些市镇设立分司、分局，共有四百余所，按龙风十年(1364年)的"三十税一"的规定征收商税。竹木抽分场曾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撤销，二十六年复设于南京的龙江和大胜港，对过境的贩卖竹木收取实物税：芦柴、茅草、稻草等，三十分抽一；杉木、软篾、棕毛、黄藤、白藤等，三十分抽二；松木、松板、杉蒿、杉板、檀木、黄杨、梨木、杂木、锄头柄、竹扫帚、茭苗苕帚、猫竹、水竹、杂竹、木炭、煤炭、竹交椅、筌竹、黄藤鞭杆、木柴、箭竹等，十分抽二。

为了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校勘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经纪人)姓名，平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由负责治安的京师五城兵马指挥使司和各府州县的兵马司兼管城镇的商业活动，包括校勘度量衡、稽考牙侩和评定物价等。商人外出经商，必须报请官府批准，领取"关券"，"凡商贾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所谓"关券"，就是"商引"，也称"路引"、"物引"，上面载明商人所携带的金钱、货物及其"所趋远近水陆"。如无商引，坊厢村店必须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住进客店，必须在"店历"即店簿上登记姓名人数、起程月，以便"所司查照。商人必须按照规定的税率纳税，否则要遭到惩罚，凡客商匿税及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酒醋一半人官"。市场使用的度量衡，由工部统一标准，"凡度量权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凡是私造斛、斗、秤、尺，把持行市、哄抬物价的，都要治罪。有些牙侩操纵市场，盘剥商人，洪武十九年曾下令禁止牙侩，规定全国府州县镇店，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应有货物，照例纳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许邻里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若系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敢有为官牙、私牙，两邻不首，罪同"。不过，到洪武末年又恢复官牙的设置，但仍禁私牙。洪武三十年颁布的《大明律》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客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人官。官牙埠头容稳者，笞五十，革去。"○○

对海外贸易，则由吴元年(1367年)十设立的太仓州黄渡市舶司加以管理。洪武三年(1370年)撤销黄渡市舶司。不久，复设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民间私人出海贸易，必须事先请领商引即路引，出海归来，必须报官抽分，"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一百；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货物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告获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在此期问，由于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窜踞一些沿海岛屿，日本的倭寇又不时前来骚扰，朱元璋担，,他们互相勾结，曾下令禁海，至洪武四年十二月籍方国珍余部充当沿海卫所戍兵时，乃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七年九月，取消泉州、宁波和广州三个市舶司，不久复设，后又复废。此后，除官方的贡赐往来，私人的海外贸易就被禁止了。

朱元璋认为，商贾可以"通有无"，对他们不宜过分苛取。洪武年间的商税仍维持建国前"三十税一"的税率，"过者以违令论"。有些官吏超额征课，朱元璋即严加训斥和惩处。彰德税诱司，连蔬菜瓜果、饮料食品和畜牧之物都要征税，他闻而黜之。广东南雄商人运货人京出售，到长淮关，"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向官府告状，朱元璋命杖其吏，夺其俸禄赔偿谧人。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人朝，州官为他做了个"能恢办磙税"的考课评语，朱元璋说：土地所产有常数，官府所取有常制，谧税自有定额，何待恢办?若额外恢办，岂不要苛剥于民?主簿之眵是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只以办课为能，其他西绩一无可称，是失职矣!随即命吏部"移文讯之"。洪武初年，名个税课司局征税的数额，皆以司局设置第一年所征的税额为准，匿定不变，如不足额，就责令当地商民赔纳。洪武十年(1377年)三月，户部报告全国税课司局有一百七十八处征税达不到规定的数额。朱元璋派人前去核实，重新确定税额。但是，解缙的《献太平十策》对这种硬性规定各税课司局固定税额的做法提出异议。指出："今税有定额，民必受害。宜令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哄武十三年，吏部建议撤销税收额米不足五百石的税课司局，朱元璋于是下令裁撤了三百六十四个税课司局。同年，还谕户部臣："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除过去所规定的书籍、农具免税之外，又规定："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洪武二十年九月，户部奏报全国税课司收税比往年减少，请求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税额立为商税的定额，朱元璋没有同意，批复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这次，他终于接受解缙的意见，将商税的征收由定额制改为实征制。此外，在洪武年间，官府向市镇铺行采办物品，价格也较合理，"比之民间交易价钱每多一分"，没有压价贱买的现象。《明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