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在听取户部尚书赵勉关于陕西、甘肃等地卫所屯田情况的汇报后，便"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不过，这个法令可能是针对边疆地区的卫所而发的，至于内地卫所，仍然继续执行八分屯种、二分守城的规定。同时，各地卫所的执行情况也千差万别，如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洪武二十八年起"俱令屯田自食"。万历《明会典》概括洪武年间卫所军士的屯田情况说："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主要指边地和腹里的差别)。"

对屯田的军士，由官府拨给一定亩数的屯地，并在军籍黄册之外，另行编造"屯田黄册"，对屯田进行详细的登记。军士分得的屯种土地，一般称为"分"。由于各地人口密度不同、荒地数量不一以及田土肥瘠和耕种条件的不同，一分的亩数也不相等。一般说来，江南较少，江北较多，大体上是"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因为战乱之后荒地较多，朝廷鼓励屯卒多开多种，个别地方也有种至五百亩者。除了正军，余丁也有屯种的。按明朝的军政制度，每一军户出正军一名，每一正军则携带户下余丁一名，随营生产，佐助正军，供给正军的资费。正军与余丁都携带家口。正军下屯，余丁和家属一般就协助他进行屯种。有些地区，余丁也和正军一样，自己领种一分屯地。如福州府"明初之制，一军一余，各受三十亩而耕"。

军士屯种的土地属于官田，不准转移，不准买卖。屯军改调、老疾、事故而不能耕种的，必须交还官府。承种者必须交纳屯田子粒即屯粮。拨屯之初，为了鼓励军士屯种，免征屯粮，但适当减少军饷即月粮的供应，"其城守兵月给米一石，屯田者减半，在边地者月减三斗。官给农具、牛、种"。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奏请征收屯粮，朱元璋"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根据这个命令，从洪武七年起始征屯粮。具体的征收数额则因地而宜，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比民田的赋额要高，但不承担徭役。山西大同的军屯，洪武八年亩收三斗七升四合。陕西的军屯，洪武二十五年规定每年收获的粮食，扣除谷种之外，余粮"以十分之三上仓，以给守城士卒"。辽东的军士，洪武初每军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平均每亩交纳三斗。后来到建文四年(1402年)，才制定统一的科则，规定每军田一分，纳"正粮"十二石，收贮屯所仓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供作本卫官军的俸粮。

军屯制度是一种残暴的农奴制度，存在着种种的弊端，宣德以后便逐步遭到破坏，不能长久维持。但在明初经济残破、人民流徙的情况下，它对土地的开发、军粮的供应还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洪武末年全国有一百二十余万军队，屯垦的土地数量相当可观。傅维麟说，明代军屯"国初原额九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三顷九十五亩零"，策衡说："国家原额屯十九万二千七百八十九顷余"，这两个数字可能都来源于弘治年间修撰、正德年间刊行的《明会典》，该书记载了各都司卫所的屯田数，总计为八十九万六千三百五十顷余，但是这个数字并不是洪武年间的原额。王毓铨认为"明初屯地总额，大致应该接近于万历问六十三万多顷的亩数"。有人认为要高于这个数字，达到七十多万顷，有人则认为要低于这个数字，不超过五十万顷甚至还要少一些。由于南京后湖所存屯田黄册的毁灭，现在已无从得知洪武年间卫所屯田的确切数字。不过，其数额很大，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朱元璋曾夸口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当时在边境驻有大量军队，他们的战守任务繁重，屯田产量又不高，粮饷难以做到完全自给，朝廷每年都要向他们供应大批粮食。如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以北平、山西馈运之艰，命以白金三十万两、绵(棉)布十万匹，就附近郡县易米以给将士"。这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往往容易违期误事。于是，明廷就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把一定数量的粮食运到边境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然后凭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去贩卖，这就叫"开中法"。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山西省臣上言："大同粮储自陵县(在山东)、长芦(在河北)运至太和岭(在今山西代县北)，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朱元璋下令从之。九月。中书省臣在谈及陕西、河南的军储时，又建议"请募商人输粮而与之盐。凡河南府一石五斗、开封府及陈桥仓二石五斗、西安府一石三斗者，并给淮浙盐一引。河东解盐储积甚多，亦宜募商中纳。凡输米西安、风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二石五斗，蒲、解、陕三州三石者，并给解盐一引。"诏悉从之。以后，各行省和边境地区纷纷召募商人中盐，以充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洪武四年，户部总结实践经验，制定淮、浙、山东中盐则例，规定商人可输粮到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辰州、永州、峡州、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西安、北通州等地的官仓中盐，根据里程的远近，每一盐引输粮五石至一石不等。后来，为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洪武七年十二月和九年五月，又对中盐则例作了调整，减轻了输粮定额。洪武二十年十一月，还命户部召募商人于云南毕节卫纳米中盐，每米二斗给浙盐一引，三斗给川盐一引。贩卖食盐有利可图，有些商人为了多获利，就干脆雇人在边地开荒屯种，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纳仓换取盐引，这就出现了商屯。商屯的兴起，对供应边防的粮饷和开发边疆的土地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惜，由于史料的匮乏，当年各地开展商屯的具体情况，现今已无从知晓。

在调整土地关系，推行垦荒屯田的同时，朱元璋还辅之以其他许多重要措施，来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網♀

其一，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农民以暴力推翻元朝的统治，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同升"的天翻地覆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明王朝对阶级关系作出调整，予以部分的承认。在元朝，地主和佃户之间贵贱等分甚严，佃户对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复行"。元朝法律规定，地主与佃户行主仆之礼，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便告了事。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朱元璋颁发的《正礼仪风俗诏》则宣布："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明制父辈叫"尊"，兄辈叫"长"，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由仆主升为少长，农民虽然仍被置于地主的封建宗法统治之下，但比之元代，其身份地位毕竟有了提高。元朝数量很大的奴婢、驱口、驱丁，有许多在战争中获得了自由。《正礼仪风俗诏》还宣布，在元末的战乱中，势孤力弱或贫乏不能自存，于庶民之家为奴者，"诏书到日，即放为良"。并决定由朝廷出资赎还因饥荒典卖为奴者。洪武十九年四月，诏赎河南饥民典卖之子女，八月河南布政司奏报已收赎开封等府典卖男女二百七十四人。洪武二十四年，明廷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庶民之家不得存养奴婢，否则"杖一百，即放从良"。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在逃子女卖为奴婢或冒认良人为奴婢者，均处重刑。此外，洪武五年的《正礼仪风俗诏》还严禁阉割"火者"。这些规定虽然仍肯定官僚地主蓄养奴婢的权利，但对一般地主蓄养奴婢多少起了些限制作用。明律还将唐律中有关"部曲"的规定改为"雇工人"，赋予他们介于"良人"与"贱人"之间的法律地位。这样，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有了一定的松弛。

其二，减轻赋役负担，慎重使用民力。根据"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的原则，明王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所谓轻徭薄赋，这是相对于元末而言的。洪武年间田赋的征收，一直维持"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的税率。苏、松、嘉、湖四府官田租税太重，自耕农负担不了。洪武七年五月，朱元璋曾令户部减租，"如亩税七斗五升者除其半，以苏民力"。洪武十三年三月，又命户部减了一次，"旧额田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以下仍旧"。徭役的征调，洪武初年分为均工夫役、里甲正役和杂泛三种，其中均工夫役和里甲正役，只实行于江南地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将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推向全国，里甲正役便普遍实行于全国各地。洪武十七年七月，朱元璋又告谕户部大臣："今天下郡县，民户以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然一里之内，贫富异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则赋役不均，而贫弱者受害。尔户部其以朕意谕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嗟矣。"第二年正月，明廷又命天下府州县官，将民户分为上、中、下等编制赋役黄册，贮存厅事，凡遇徭役，发册验其轻重而派役。三等人户的具体划分标准是："其如有父子三丁以上，田粮十石以上，或虽止一、二丁、田种不多，而别有生理，衣食丰裕，以仆马出入者，定为上丁。其有三丁以上，田种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虽止有一、二丁，田种不多，颇有生理，足勾衣食者，为中丁。其有一、二丁，田种不多，力耕衣食不缺，辛苦度，或虽止单丁，勤于生理，亦勾衣食者，为下丁。若其贫门单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佣工借贷于人者，为下下丁。"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灶、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这样，原先佥派均工夫役和杂役"验田出夫"、"验田佥差"的原则也就失效了，均工夫役便废而不行。除里甲正役外，所有的徭役都统称为杂役或杂泛，按丁粮佥派。洪武二十年，明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