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等一百一十六户，自愿应募到北平、山西等地屯种，命赏钞锭，分田给之。洪武三十年五月，户部尚书郁新的奏书又提到"山西狭乡无田之民募至山东东昌高唐境内屯种给食，已及三年"。这就是召募民人屯田的两个实例。不过，洪武年问召募的次数不多。一般规模也都不大。直到宣德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大量涌现，召募民人屯田的次数才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

民屯的又一种形式是所谓"罪徙"，即迁徙敌对势力屯田。迁徙的对象包括故元官吏和将士、塞外边民、周边少数民族的降民和降卒、江南豪强势族、群雄残余势力、罪犯。这种民屯，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拓垦荒地仍是重要的目的。故元官吏和将士、塞外边民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降民降卒大多迁人内地屯田，其中有一部分至凤阳屯种。如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徐达奏报已令指挥使潘敬左、傅高显徙山后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人北平州县屯戍，"计户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口九万三千八百七十八"。六月，徐达徙北平山后之57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开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洪武五年七月，撤销妫川、宜兴、兴、云四州(均在今河北省长城附近)，迁当地居民至北平附近州县屯田。洪武六年八月，徐达等师至朔州，徙其边民人居内地。九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安定、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有差"。十一月，陈德、郭兴、叶舁等奏："绥德、庆阳之境胡寇出没无常，常多惊溃，请迁入内地，听其耕种"，"诏可"。十二月，诏罢瑞州州治，迁其民于滦州，并徙抚宁县治于洋河西，迁近边之民于内地。洪武七年三月，徐达招致山西河曲府山谷军民二千零九十二户，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徙置塞内。洪武十五年八月，故元遗民一百四十八人自黄城(今辽宁固安)来降，"诏给衣粮，俾屯田于析木城(今辽宁海城东南)"。洪武十七年七月，"命北平降卒已编人京卫者，悉放为民屯田"。洪武十五年广东农民起义被扑灭，九月迁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江苏泗州屯田。翌年九月，广东瑶民起义被镇压，降众一千三百零七人也被发往泗州屯田。群雄残余势力及江南豪强势力，主要是迁往凤阳屯田。早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即"徙苏州富民实濠州"，十二月又"徙方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罪犯屯田，主要集中在凤阳和荒地较多的地方。洪武四年之前，罪犯多被谪往两广充军。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洪武八年二月，朱元璋又敕谕刑部官："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风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到第二年，"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洪武二十年三月，四川汉州德阳知县郭叔文奏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朱元璋"从之"。

民屯的移民，除了召募的那一小部分是出于自愿的以外，大部分是由官府强制迁徙的。即使是家无恒产的农民，他们安土重迁的观念极为浓厚，也不怎么愿意远离家园到偏僻的荒地去屯田。因此，官府往往采用法律或军事手段强迫他们迁徙。例如洪武八年春，"有旨遣(江南)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移民到达屯垦地区后，都编成里甲，即所谓"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一屯就是一里。下分十甲，共一百一十户，由主管屯田的官员监督进行生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河南汲县郭全屯发现一块明初迁民碑，碑上记载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从山西泽州建兴乡迁到河南汲县双兰屯的一百一十户民屯户主名单，共有里长一名，甲首十名，户主一百名，同一般的里甲组织名单一样，排列得十分规范整齐。

屯田的移民，由官府授给土地垦种，"永为己业"。这种屯地属于官田性质。具体的授地数额未见有统一的规定，大概是"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北方地区大抵是"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江南地区大抵是"见丁授田十六亩"，荒地多的，则任其开垦，不限顷亩。除了在迁徙时发给移民一些路费、衣粮，官府一般还在屯区发给他们耕牛、农具和种子。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朱元璋曾命工部遣官往广东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命户部遣官于湖广、江西诸郡买牛二万二千三百余头，分给山东屯种贫民。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命户部以耕牛一万头给东昌府屯田贫民。八月，又遣官分赴河南、山东、湖广诸府州县买牛，分给山东屯种之民。移民屯垦之后，可免除三年赋役。满三年后，必须向国家交纳赋税，税率各地参差不齐，有的是"中分收"，有的则是"什一取税"。洪武二十六年才改为"俱照民起科"，即按亩税三升三合五勺的则例征收。洪武年间的移民，除了政治性的移民外，主要是来自人口比较稠密的山西和江西，其次是江南苏、松诸府和徽州、北平的真定、湖广的黄州府以及山东东部。他们往往是先集中到附近的某个地点，然后再成群结队地往外迁徙，从而形成若干个较大的移民集散地。其中，尤以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今洪洞县旧城北一公里贾村西侧)、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今江西波阳瓦燮玲村)、直隶苏州府城的西门闾门、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山东兖州府滋阳县枣林庄(今山东兖州安邱府村)最为有名。这些移民的后裔，年代久远之后，忘记了他们祖籍的所在地，往往把当年祖辈外迁的集散地作为家乡的代名词，自称是鄱阳瓦屑坝人、洪洞大槐树人、苏州阊门人、兖州枣林庄人。

当时移民流向的地区也很广泛，"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陛。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其中，尤以迁至山东西部、河南及北平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为南京、凤阳和泗州等地。移民的数量相当庞大。如洪武七年移江南民于凤阳多达十四万人。又如徐达仅在洪武四年，就徙山后之民九万余人于北平州县屯戍，另有十九万余人散处卫府屯戍，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于北平府管内之地屯田，以每户五口计算，也有十六万人之多，三次移民的数量总计多达四十五万人左右。再如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军都督佥事朱荣奏报，"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以每户五口计算，共有二十九万零六百二十人。右军都督佥事陈春奏报，"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屯"，以当时每屯一百一十户计算，共有四万一千九百一十户、二十万九千五百五十人。据统计，洪武一朝有数字可考的移民数量为一百六十余万人，实际数量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一倍甚至还要多。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全国不同地区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疏密程度，使许多荒无人烟的草莽之地得到了开发。如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军都督佥事朱荣奏报，东昌等三府迁入的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屯田移民，年收获谷物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右军都督佥事陈春奏报，彰德等四府的三百八十一屯移民，交纳租税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长江流域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就是在洪武朝由移民开垦出来的。这两个地区，在明代便构成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区域。

在民屯之外，明王朝还大力发展军屯和商屯。··網·

军屯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实行。不过，那是为了解决军粮供应、支援战争而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屯田的将士"且耕且战"，这是营田，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屯田。明朝建立以后，继续推行军屯，但改变了以前那种"且耕且战"的做法，令部分将士专事守御，另一部分将士专事屯垦，实行名副其实的屯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位的当年，即令诸将分军屯种滁州、和州、庐州、凤阳地方，开立屯所，规定京卫旗军七分(十分之七)下屯，三分(十分之三)守城，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设都指挥一人统之。又置北平都司于北平府，领燕山等卫，复置大宁都司于兀良哈地，各置屯田，以五十亩为一分，七分屯种，三分守城。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的上书建议在与蒙古接境的关辅、平凉、北平、辽右等地"屯田积粟，以示长久之规"。朱元璋命中书省臣参酌行之，说："屯田以守要害，此驭夷狄之长策。李牧、赵充国常用此道，故能有功。"于是，"诸将在边屯田募伍，岁有常课"。到第二年十一月，中书省奏报，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等府，均已推行屯田。其他边地的驻军也陆续进行屯田。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因为有的卫所尚未实行屯田，有的虽已屯田，但垦种不力，朱元璋敕谕五军都督府臣："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但若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要求全国的卫所皆督兵屯种。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下了一道圣旨："那北边卫分都一般叫他屯种，守城军的月粮，就屯种子粒内支。"要求北边卫所完全实现屯田自给。此后，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的卫所都普遍实行大规模的屯田。

当时的军屯，以"屯"为单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规定：一百户为一屯，设立"屯田百户所"即"屯所"。军士屯守的比例，开始没有统一的规定。洪武元年，滁州、和州、庐州、凤阳和北平都司、大宁都司是十分之三屯种，十分之七守城。洪武十三年，陕西诸卫军士是三分之一守城，余皆屯田自给。辽东地区，有的是"八分屯种，二分戍逻"，有的则是"全伍屯田"。洪武二十一年十月，朱元璋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这才规定："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五之四"。但是，这个法令规定冲要地区屯种军士只有十分之五，达不到屯田自给的要求。洪武二十五年二月，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