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发展生产。他指出："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只有发展生产，开辟财源，才能真正实现"民足"而"国富"，"民富"而"国安"。

基于上述认识，朱元璋针对经济残破的现实，决定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便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登基前夕，他向山东派遣一批府州县官员，特地叮嘱他们："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者，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登基即位的当月，他又郑重告谕人京朝觐的各府州县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第二节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封建经济中占居主要地位，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重点就放在农业上面。他反复告谕群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农桑衣食之本"，"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一，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视为治国之急务，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措施，是调整土地关系，推行垦荒屯田。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原先为元朝政府控制的巨额官田和蒙汉地主霸占的大量土地，部分为农民耕垦，更多的则成为荒闲的无主田地。朱元璋从明王朝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适当调整土地关系，培植自耕农经济。他除了根据"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的原则，支持地主夺取农民直接凭借战争暴力耕占的土地外，一般是在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发展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地主逃亡后荒废的土地，农民已耕垦成熟的，明廷颁布法令，正式承认他们的所有权。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颁发《大赦天下诏》，规定："各处人民，曩因兵燹抛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开荒成熟者，听为己业。其业主回还，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作。"洪武五年五月，颁布《正礼仪风俗诏》，重申："兵兴以来，所在人民抛弃产业逃避他方，天下既定，乃归乡里，中间若有丁力少而旧田多，不许依然占护，止许尽力耕到顷亩，以为己业。若有去时丁少、归则丁多而旧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旧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这实际上是承认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生产关系变动的既成事实，部分否定了战争之前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于大量的无主荒地，朱元璋则以免除三年的赋役甚至永不起科为条件，鼓励农民开垦。洪武元年的《大赦天下诏》规定："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税粮"。洪武三年六月，济南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招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守御军屯远者，亦移近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令开耕。"诏从之。从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计丁授田的政策不仅在北方而且也在南方一些地方实行过，只是授田的亩数视各地人口的稠稀、荒地的多寡而有所不同。宣德八年(1433年)，江南巡抚周忱曾在一封书信中说：眈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说明在江南地区也曾计丁授田。洪武十三年，又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洪武二十四年，"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惟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又"令山东概管农民，务见丁著役，限定田亩，著令耕种，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垒)。洪武二十六年，"令开垦荒芜官田，俱照民田起科"。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令山东、河南"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同年，还"令凡民间开垦荒田，从其自首，首实一年后官为收科，仍仰所在官司，每岁开报户部，以凭稽考"。由于这些法令的颁布，不仅逃亡地主遗下的田地为农民耕垦为熟田的，得到官府的承认，而且有大量荒废的官民田被农民开发出来，并通过向国家纳税服役，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自耕农的数量因而迅速增加。自耕农拥有小块耕地，具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生产积极性也较高。明初自耕农数量的激增，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弼成封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

元朝的残暴统治，元末的天灾和战乱的破坏，使全国人口大量减少，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使大量荒地尽快得到耕垦，朱元璋在提倡佛教、道教以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的同时，严格限制僧道的数量。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礼部报告全国共有僧尼道士九万六千三百二十八人，朱元璋认为人数太多，安坐而食，蠹财耗民，于十二月下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又以民家多以女子为尼姑、女冠，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礼部尚书赵瑁报告，说自设置僧、道，不到三年时间，全国已有僧、道二万零九百五十四人，现在要求当僧尼、道士的人数更多，这些人其实不过想借此以逃避差役。他建议三年发放一次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朱元璋立即付之施行。洪武二十年八月，又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民年二十?,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命令礼部对全国佛、道二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规定："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七月，又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超过规定数额的，一概拆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又命礼部榜示全国："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道)者听，三四人勿许，仍毋得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备道里费，毋索取于民，民亦毋得辄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以验其实，不同者获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诸人许捶逐，相容隐者罪之。愿还俗者听。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因全国僧道数量仍然太多，皆不务本教，又令六十岁以下的一律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开除。规定一步比一步严格，使不事生产、蠹财耗民的僧、道数量比元代大为减少，不仅相对减轻朝廷和民间的负担，而且也相应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元末农民战争结束后，一些起义农民继续屯聚山林，不登户籍，打官劫舍，既威胁到明朝的统治，也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洪武元年十月，朱元璋颁发《克复北平诏》，宣布他们只要回乡参加生产，一律不予追究。诏书规定："避兵人民，团结山寨，诏书到日，并听各还本业。若有负固执迷者，罪在不原。"大赦的实行，使许多逃户回村投人生产，这对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是有好处的。到洪武后期，朱元璋甚至允许不愿回乡的逃户流民，就地落籍耕垦。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原代州繁峙县上奏，说该县有逃民三百户，屡年招抚不还，请求派卫所军队追捕。朱元璋谕户部臣日："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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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荒地太多，只靠招抚逃户流民回乡耕垦，力量有限。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书说："自辛卯(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兵起，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系虑恐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人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朱元璋采纳他的建议，开始大规模移民屯田，民屯逐步兴起。

明代的民屯，按移民的不同来源分为三种形式："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是"移民就宽乡"，即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窄乡(人多田少)移至宽乡(人少田多)屯田。移民的对象有二，一是丁多少的人户，按一定的比例分丁迁移。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山东布政使司奏请将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不及一顷、十丁以上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可耕者，分丁往东昌开垦闲田，至七月共起赴东昌编籍屯种者一千零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洪武三十年二月，命户部遣官至江西，移民至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屯种，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丁多人民"，即丁多田少的人户。二是"无田者"、"无恒产者"，不论有多少人丁，全家迁移。如洪武三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郡无田产者四千余户到临濠屯种。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圭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河北彰德、真定、临清和河南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命徙苏州府崇明县滨海民之遭灾无田耕种者二千七百户于江北屯种，又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户就耕于东昌。洪武二十七年二月，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户于昆山开种荒田。

民屯的另一种形式是召募民人屯田，召募的对象主要是"流移未人籍之民"，即流民。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