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受，那有我喝酒快活呢?后来有一天，他陪皇上在后苑喝酒，醉了爬在地上，脱冠谢恩。朱元璋见他脑袋上头发快掉光了，笑着问道：酒疯汉，你头上只剩几根毛发，是不是酒喝得太多了?他仰着头说：这几根我还嫌多了，想剃它个精光呢!朱元璋一听就沉下脸，默然不语。郭德成酒醒后，想起朱元璋过去当过和尚，剃过光头，知道自己的话触犯了禁忌，会大祸临头，索性剃光头发，披上袈裟，狂呼唱佛，装成疯子。朱元璋信以为真，不再注意，对郭宁妃说：我过去还以为你哥哥是闹着玩的，现在果真如此，确实是个疯子!胡蓝党案发生后，许多人牵连被杀，郭德成更加狂荡不羁，"以功名终"。

胡蓝党案结束后．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发生了南北榜事件。这一年春天，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录取了宋琮等五十一人。再举行廷试，以闽县陈郧为第一名，吉安尹昌隆第二名，会稽刘谔第三名。被录取的都是南方人，北方人全部落榜。没被录取的北方举人纷纷上告，说刘三吾等是南方人，偏袒同乡。朱元璋很生气，叫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萧揖和陈郑、尹昌隆、刘谔检查落榜的考卷，每人评阅十份卷子，还是没有一份及格的。北方举人又告状，说张信等人受刘三吾的嘱托，故意拿不及格的卷子评阅。朱元璋更加生气，六月亲自出题重考，录取了韩克忠、王恕、焦胜等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这件事，当时人叫做"南北榜"，又叫春夏榜。考官张信等人被处死，刘三吾已经八十五岁了，以其年迈，免死充军边境，陈安、刘谔被充军，后来均被杀。

这其实是一件冤案。因为当时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南方；况且会试结束后所有的考卷都须弥封，阅卷人根本无从知道考生的姓名和籍贯，也无从作弊。要说作弊的话，朱元璋亲自主持重考录取的全是清一色的北方人，这倒是货真价实的作弊。朱元璋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笼络北方的儒生，并借此表示他是全国大一统国家的皇帝，而不是淮西一隅或者是南方一片的皇帝，他将团结、依靠全国各地的地主阶级来维护明王朝的统治。

第十二章 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第一节 与民休息藏富于民

明朝建立之后，到处是战争的废墟，显现一派人口锐减、田畴荒芜的凋敝景象。例如，往昔的繁荣胜地扬州，元末为地主武装青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其"党众暴悍，专事剽劫，由含山、全椒转掠六合、天长，至扬州，人皆苦之"。到龙凤三年(1357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时，"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湖广澧州慈利县，"流亡者众，田多荒芜"。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甘肃河州卫"城邑空虚，人骨山积一。陕西保德州府谷县"田野荒芜，人烟稀少"。中原诸州，"元末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徐达从汴梁率师北伐，"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山东也是残破不堪。洪武三年三月，山东按察司佥事吴彤奏日："博平、清平、夏津、朝城、观城、范、馆陶七县，户少地狭"。六月，济南知府陈修和司农官上奏："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兖州府定陶县"井田鞠为草莽，兽蹄鸟迹交于其中，人行终日，目无烟火"。河南、两淮也好不了多少。卫辉府获嘉县，洪武三年县太爷上任时，"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颍州地区，"民多逃亡，田多荒芜"。濠州一带，"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直到洪武十五年九月，致仕晋府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条》，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到洪武二十七年，全国各地尚"多荒芜田土"。人民力竭财尽，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地主贵族难以榨取到地租，国家的税源近于枯竭，各地的官府和卫所不断传来报告："累年租税不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许多府州县，因户、粮不及数只得降格，如开封由上府降为下府，莱州由上府降为中府。洪武十年，河南、四川布政司由州改为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洪武十七年，全国因民户不及三千，由州改为县者多达三十七个。明初的经济，已经陷于破产的境地。

元末农民战争结束后，民心思治。广大农民迫切要求保有斗争果实，并且希望新王朝能废除暴政，减轻赋税，安定社会，让他们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改善困苦的生活。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安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主张，并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了引起臣僚的足够重视，朱元璋特地为他的"安民"主张披上一件天命论的外衣，说："天之爱民，故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其君位)"。认为天下百姓都是吴天上帝的子民，吴天上帝也爱其子民，君主受命于天以治民，就负有"妥安生民"的责任，"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所以，老百姓处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君位的去留。老百姓如果安居乐业，昊天上帝就会高兴，天命即可永驻，君位即可长存，臣僚也可久享荣华富贵。反之，假使民不聊生，吴天上帝就会发怒，天命就会丧失，君位就会不保，臣僚们的荣华富贵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天命论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朱元璋的天命论与孔子、董仲舒的天命论毕竟有所不同。孔子的天命论是和血统论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只有出身高贵的"君子"才能知天命，而"小人"是不知天命的。朱元璋却对孑子五十五世孙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认为被视为"小人"的布衣也是可膺天命的。董仲舒强调符瑞，认为汉武帝"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朱元璋却反对以物为瑞，说："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此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朱元璋的天命论是与道德论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元祚之所以倾移，是由于"天厌其德而弃之"，自己之所以能膺天命，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自己之所以由布衣而登帝位，是由于"祖宗积德"所致。君主最大的"善"和"德"就是得民心，"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是否能膺天命，关键就看是否能得人心，"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为政以得民心为本"。这种道德论，实质上是一种民心论。这样，朱元璋就把天命论与民心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君主为保天命之永驻，不仅必须"畏天"、"敬天"，同时必须"恤民"、"安民"，说："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

从"安民为本"的思想出发，朱元璋又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参朱元璋深知，人民群众生产的物质财富是君国社稷赖以存在的基础。他指出："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民之贫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税源财源。只有"民足"才能"国富"，"民贫则国不能独富，民富则国不至独贫"，"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朱元璋还清醒地看到，民之贫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安危。他指出："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致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民之所以不安，主要是由于衣食不能给足，加上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过分榨取，造成百姓的极端贫困。只有"民富"才能"国安"，"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所以他对汉武帝采用东郭咸阳、孔仅之策实行盐铁酒官营和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持反对态度，说："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对宋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为自己积聚钱财的做法，他更认为大谬不然，说：宋代自乾德、开宝以来，国家财政开支不足时，就向内藏库借贷，待课赋有余再偿还内藏库。国家的开支用于国家，也是为了巩固君主统治的需要，还谈什么借贷?不够了借，借了又还，这不等于商人和自己家里较量谁的收人多吗?总之，从维护朱明王朝的长远利益考虑，朱元璋认为必须关心民众的疾苦，使百姓衣食给足，强调"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怎样才能做到"安民"、"富民"呢?朱元璋认为，首先必须减轻赋役剥削。洪武元年正月，他与刘基讨论"生息之道"时，刘基说"生息在于宽仁"，朱元璋不以为然地说："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日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后来，他又屡次诫谕臣僚："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防人之所欲"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逸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其次，还必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