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吗?老头敛手回答：琳便是!那人回去一说，朱元璋很高兴。就是那些对皇帝忠诚不二、行为十分谨慎的开国元勋，朱元璋对他们也备怀戒心，派人监视。宋濂为人诚谨，在宫廷内做了很长时间的官，不曾说过别人一句坏话。宿舍的墙壁上贴着"温树"两个大字，有客人来访，问起宫廷里的事，就指指墙上的字，从不回答。朱元璋曾夸奖他"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但仍暗中派人侦察他的行动。有一天，宋濂同客人饮酒，朱元璋暗中派人察听。翌日，朱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座上客人是谁，吃了什么菜?宋濂如实回答，朱元璋才笑着说：说的对，你没骗我!有时，朱元璋还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亲自侦察大臣的活动。如陈友谅的编修罗复仁，投奔朱元璋后，官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位。他操一口江西话，在朱元璋面前敢于直陈得失，朱元璋喜欢其质直的性格，称呼他为"老实罗"。一天，朱元璋突然微服私访，迳直跑到城外罗复仁的家里。罗复仁的房子破烂不堪，当时他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皇帝来了，慌忙叫妻子端个小凳请皇帝坐。朱元璋见到这般景象，过意不去，说：大贤人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据说后来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突然跑到徐达家里。徐达病得很厉害，见他来了，从枕蓐下抽出一把宝剑对他说：要是碰上别人，就把你杀了。以后千万小心!从此，朱元璋才不再私访功臣之家。

检校横行霸道，如兵马司指挥丁光眼巡街生事，遇上没有路引的行人，就捉去充军。高见贤、夏煜等人则专于告发人家阴私的勾当，连开国元勋李善长等人都怕他三分。朱元璋对他们非常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并给一些察听有功的检校升官，如毛骧从管军千户升为都督佥事，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耿忠做到大同卫指挥使；杨宪做到中书省右丞、左丞。连和尚吴印、华克勤，也还俗做了大官。

此外，朱元璋还"以公、侯、伯于国有大勋劳，赐卒百十有二人为从者，日奴军"。奴军名义上是赐给勋臣宿将的奴仆，实际上负有暗中监视他们的任务，"盖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

但是，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起到约束淮西勋贵的作用。淮西勋贵虽然大部分刚由农民起义将领转化为贵族地主，但都不例外地暴露出当时地主阶级所固有的腐朽性和贪婪性。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李善长、冯国用、冯胜等少数地主出身者，虽然读过书，但文化水平也不很高，如李善长就只"粗持文墨"而已。他们既缺少文化及历史知识的训练，又缺少封建礼制和法律的教育，加上长期在农村生活，乡土和宗族观念都很重，眼界一般都较狭小，目光也较短浅，办事往往只顾眼前的暂时利益而不顾及其他。为了追逐更多的财富，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对朱元璋的警告置若罔闻，自恃劳苦功高，又是皇帝的同乡，骄纵妄为，逾越封建法纪的现象屡屡发生。如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奉命权镇庆阳的冯胜，见徐达、汤和被调回京以议功赏，生怕自己得不到赏赐，竟置朱元璋的命令予不顾，私自引兵还京。洪武三年，"功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如汤和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唆使手下的儒生窥伺朱元璋的意旨，以邀封爵；郭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此后，朱元璋尽管不时对功臣宿将发出警告，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未见收敛。如徐达、李文忠总兵塞上，手下的偏裨将校，日务群饮，"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都督蓝玉更是"昏酣悖慢尤甚"。曹兴驻守大同"多不循轨度"，调往福建又接受王驸马的贿赂。谢成在山西"擅夺民利。周德兴恃帝故人，营第宅逾制。廖永忠"数犯罪，屡宥不悛，又复僭侈，失人臣礼甚矣"。冯胜也未改其急功贪利之本性。洪武五年(1372年)率西路出征甘肃，不仅私藏缴获的驼马，还因"恨陕西都指挥濮英搜其仆妾金珠"，诬告濮英"守陕西有不法者数事"，使之降为陕西前卫指挥使。洪武十一年，他因派人向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宁正索马未能得手，又诬告宁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使之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勋臣宿将的家人、庄佃也多狐假虎威，倚势冒法，如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淮西勋贵还互相勾结，一起排斥、打击非淮西籍的大臣。淮西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李善长。早在至!十五年(1355)，他就投奔朱元璋，任幕府书记，后历官帅府都事、参议、参知政事、右相国、左相国、左丞相，是辅弼朱元璋夺天下、定基业的重要助手，有萧何之褒称，又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在朝廷位列第一。他为人"外宽和，内多忮刻"。担任左丞相不久，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不久，杨宪向他发起攻击，他又联合其他淮西勋臣，将杨宪倾陷致死。

杨宪，初名慈，字希武，山西阳曲人。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初据应天，他同儒士夏煜、孙炎等进见，深受器重，被留居幕府。洪武初年，担任检校，历官至御史台中丞。杨宪通经史，有才辩，"裁次明敏，人服其能"。朱元璋很赏识他的才，想用他做丞相。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坚决反对，认为杨宪虽有相才却无相器，说当宰相，必须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不参杂任何私念，杨宪做不到这一点。朱元璋只好改变主意，在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任命杨宪为中书省右丞，翌年七月迁中书省左丞。杨宪有才干，但确无容人的器量，在朱元璋身边做官时间一长，熟悉情况，便假宠市权，藐视同列，谁也不敢同他抗衡。升任中书省丞后，尽变中书省清除杨宪之后，淮西勋贵的势力更加膨胀，于是又把矛头指向刘基。

刘基和宋濂、叶琛、章溢等一批浙东籍的儒士，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知兵识礼，富于谋略。他们在龙凤四年(1358年)朱元璋进军浙东时先后归附，不仅使浙东地区迅速平定，而且此后全力辅佐朱元璋，为大明王朝的缔造做出突出的贡献。刘基担任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朱元璋"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他为消灭陈友谅和张士诚提供过很好的计策，又创立军卫法，被朱元璋誉为"吾子房(张良)也"。章溢、叶琛、胡深等人也多有功绩，叶、胡二人还先后战死。宋谦、王秫等人则为大明王朝创设典章制度、主持文化教育，也成绩斐然。他们"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卒能合四海于分裂之余，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因而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深得朱元璋的器重，这就引起淮西勋贵的忌恨。在明朝建立前，以武定天下，淮西将臣尚不觉得这些浙东文人对他们有什么威胁，相反甚至认为他们足智多谋，有助于弼成自己的赫赫武功。如今，明朝已经建立，要以文治天下，淮西勋贵不免感到恐慌，生怕怀有满腹经纶的浙东儒士会取自己而代之，成为朝廷所依靠的重臣。

在这些浙东籍的功臣当中，叶琛和胡深早在明朝建立前已殁于战阵，王秭又于洪武五年出使云南遇害，宋濂则为人小心谨慎，凡事与世无争，淮西勋贵便把矛头集中指向刘基，非除之而后快。早在明朝建立前，李善长就极力排挤刘基。有一次，朱元璋为某件事对李善长发脾气，刘基出面斡旋，说他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再也无人能同他们分庭抗礼，淮西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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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淮西勋贵权势的不断膨胀，朱元璋同他们之问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特别是中书左丞相胡惟庸专恣擅权，相权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更使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胡惟庸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是定远人，"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早年曾在元朝做官，龙凤二年(1356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任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他给李善长送了二百两黄金，遂于吴元年(1367年)召为太常少卿，累迁至中书参政。杨宪被杀后，朱元璋有些后悔，觉得满朝大臣，没有一个能中他的意。胡惟庸竭尽逢迎谄媚之能事，"晨朝举止便辟，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因而博得朱元璋的欢心，令代汪广洋为左丞。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致仕，徐达又以大将军身份备边北平，不与省事，朱元璋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右丞。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左迁广东行省参政，朱元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丞相人选，胡惟庸以右丞身分独专省事，至七月被任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进左丞相。随着权势的扩张，胡惟庸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不仅把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为亲戚，还力图与徐达结好。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他又贿赂徐达的看门人福寿，令谋杀徐达。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不得不严加防备，并多次对朱元璋讲，胡惟庸这种人不能做丞相。刘基对朱元璋讲过胡惟庸的缺点，他就把刘基毒死。江西金溪人吴伯宗廷试第一，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都督府事，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胡惟庸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自然是不甘心束手就缚的。他暗想："主上鱼肉勋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死寂寂。"遂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策划谋反。陈宁是洪武三年在苏州知府任上经胡惟庸的推荐召为御史中丞的，不久升任御史大夫。他在苏州征赋苛急，号称酷吏，升任监察官后，益尚严酷，曾受到朱元璋批评，但毫不悔改。儿子陈孟麟几次规劝，竟被他杖死。朱元璋恶其不情，说："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陈宁听到这话深感恐惧，便参与胡惟庸的密谋。两人曾在中书省偷阅"天下军马籍"。胡惟庸还在家中设宴招待陆仲

《明史》卷一二七，《汪广洋传）。《明兴野记）卷下系此事于洪武十三年五月，谓"汪广旨，贬广东，至采石，锦衣指挥石玉绞死。以妻配侍卫官军，诸弟皆杀之"。"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下令"并诛节，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