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工役的可能，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人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不过应该看到，朱元璋对吏治的整顿，尽管存在着以上的偏差和失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仍然收到很大的成效，起到了"整顿一代之作用"。在严刑酷法之前，大多数官吏还是重足而立，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惊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仪，朝按而暮罪之"。经过长期的坚决斗争，一大批腐败的官吏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的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明初吏治便日趋清明。《明史》的《循吏传》序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所谓"洁己爱民"、"民人安乐"，未免夸大其词，但明初百余年的吏治较之元末确是清明得多，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后来，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清官海瑞赞扬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

第二节 限制和打击豪强势族

"有丁而不应役"，千方百计逃避皇朝的赋税和徭役。但是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都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就无法维特简单的再生产，经济就会崩溃，社会就会发生动乱，统治阶级本身也就无法生存。为了维护朱家王朝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朱元璋也采取各种措施，对豪强势族进行限制和打击。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支持逃亡地主重返家园、恢复产业的同时，为防避社会矛盾的激化，又实行抑制兼并的政策，限制地主经济势力的过分扩张。他规定："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农民直接凭借战争的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和房产，一律要退还给原主；但是"各处人民，曩因兵灾抛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开荒成熟者，听为己业。其田主回还，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种"，也就是说，如果地主自己逃亡抛荒的土地，已被农民垦为熟田，就归农民所有，地主回乡后，另由官府拨给一块荒田，作为补偿。由于经过长期战争，地主死的死，逃的逃，出现了大片荒闲的无主田地。明廷大力奖励垦荒，并积极鼓励公侯大官和地主尽力开垦。地主往往利用他们雄厚的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洪武四年(1370年)三月，朱元璋发现临濠地多闲弃，有力者遂得兼并的状况，即指示中书省："今临濠之田连疆接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洪武五年五月，他又把这种"验其丁力，计亩给之"的办法推向全国，下诏规定："兵兴以来，所在人民抛下产业，逃避他方，天下既定，乃归乡里。中间若有丁力少而旧田多，不许依然占护，止许尽力耕种到顷亩，以为己业。若有去时丁少，归则丁多而旧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这种抑制兼并的政策，使明初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经过元末以来长期的战争，各地田地簿籍已大多丧失，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也和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从而给予地主逃避国家赋役以可乘之机。为锯决这个问题，朱元璋进占江南地区后，曾在一一些地方实行土地经理，编造图籍，以定科徭。如龙凤四年(1358年)在徽州令民"自实田"，九年在徽州令民"自实田，集为图籍，核盈肭，验虚实，而定科徭"。龙风六年在婺州"令民自实田"，并命章溢佥营田司事，"巡行江东两淮之境，田荒芜及耕垦者，皆分籍之"。"集为图籍"及"皆分籍之"的"籍"，是南宋以来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一种土地簿籍。它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土质、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绘图上的田地一块挨着一块，状若鱼鳞，故亦称鱼鳞图册或鱼鳞册。前面提到的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本原编目题为《明成化有印鱼鳞册》，实系龙风十年(1364年)的鱼鳞图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明代鱼鳞图册的最早实物。

洪武建国后，朱元璋继续实行土地经理，丈量土地，攒造鱼鳞图册，以定赋税。洪武元年(1368)正月，派国子监生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编造鱼鳞图册。此后，攒造鱼鳞图册的工作便在两浙各地陆续展开。最早完成鱼鳞图册编造的，是浙西地区。据杨维桢的记载，在洪武元年，济宁县教授成彦明、北庭黄万里，与周铸等人一起到达浙西，成彦明"分履松(江)之都全家抄没"；典卖田宅必须过割，"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人官"。但是，许多州县却迟迟没有完成清丈田亩、绘制鱼鳞图册的工作，或者虽已完成但存在许多漏洞，地主飞洒粮差的风气仍然十分盛行。朱元璋于是又于洪武十九年命户部核实全国田亩，重绘鱼鳞图册。他随即派国子监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一正三副)，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度量之"。在实际丈量的基础上，重新绘制土地总图、分图，编次字号，登记田主姓名和田地丈尺四至，再编类成册。这次全国性的核实田亩完成于洪武二十年。此后土地买卖过割，父子兄弟分家，都要到官府登记，并写明鱼鳞图册上的编号。经过这次普遍的土地丈量，不仅清查出地主隐瞒的不少土地，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编制鱼鳞图册以确定地权。这样，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互相补充、互相配合，"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税不可逋"；"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平原)、坂(山地)、坟(水涯之地)、衍(下平之地)、下(低下之田)、湿(新垦田地)、沃(肥沃田地)、瘠(贫瘠田地)、沙(沙荒地)、卤(盐碱地)之别毕具"，"业不可隐"，使豪强地主难以再大量隐瞒土地，逃避赋税。

当时，全国的田赋以浙江、江西和苏、松最多，因"恐飞诡为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立条法令，规定浙江、江西和苏、松之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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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肯服从朝廷法令，损害皇朝利益的豪强势族，朱元璋则进行无情的打击。当时的江南地区是地主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豪强势族的势力最大，朱元璋对他们的打击也最为严厉。他颁行的《大明律》和《大诰》，不仅残酷镇压敢于反抗的农民群众，打击蠹政害民的贪官劣吏，同时也严厉打击违法犯禁的豪强势族。明初派到各地的官吏有一部分酷吏，就是这种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如薛岩守镇江，执法极严，"豪强为之屏迹"，不敢恣肆妄为。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拖欠税粮，就把全府的富豪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拿出家中的储积代为赔偿。朱元璋还借当时的一些重大案件，牵连诛杀了许多豪强势家。洪武年间的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都有不少地主受到牵连。特别是胡、蓝党案，江南的豪强地主受到株连的更多，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张踌、莫礼、张瑾、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富土镇的顾学文是元末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女婿，因受蓝玉党案的牵连而被灭族，"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此外，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发生"南北榜"事件，第二年朱元璋又"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祸。如江苏吴县徐佑之遭到告发，他的女婿、当地的望族都文信冒名代为抵罪，至京下刑部狱，大病了一场，出狱即死。这些豪强势族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后，他们的财产往往即被抄没入官，在经济上陷于破产。朱元璋规定："凡民间有犯法律，该籍没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户部书填勘合，颁行各布政司、府、州、县，将犯人户丁、田土、房屋，召人佃赁，照依没官则例收科。"归安沈梦麟，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吴江莫礼曾任户部侍郎，洪武末年受到党案的牵连，死于京师，举族被)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四，《职官志．名宦》。

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六，《杂记》。《寓圃杂记》卷七，《都文信代死》。万历《明会典》卷一七，《户部．田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沈梦麟》。谪戍边地，第宅荡然。由于大批地主私田被没收，明初江南的官田数量因而激增，明王朝的田赋收入也大量增加。苏州府在元末延事占四年(1317年应纳秋粮米八十八万二千一百石，明初一跃而增至二百九十余万石，松江府也从六十六万余石骤升至一百四十万余石。

除了诛杀，朱元璋还将许多豪强劣绅迁离故土，徙置他乡。明朝建立前后，他就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将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和元朝的孤臣孽子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江南地主迁离故土。张士诚集团的僚属如余饶臣、杨基、徐贲等五百家，先后被迁徙临濠；方国珍的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被徙居濠州；元朝的遗老，如松江谢伯礼、华亭洪允诚、萧山载起之、昆山顾得辉父子等，被徙居濠梁；富民豪族，如苏州郁瑜"家素饶于财"，被迁置临淮，松江朱孟闻"家饶于赀"，被徙置濠梁，松江上海黄黻"以农起家致巨富"，被徙居颍上。另外，朱元璋还仿效刘邦徙天下富民以实关中的做法，迁徙各地的富户以实中都和京师。早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他就下令"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又对工部大臣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工部按照这个指示，把各地富民五千三百户迁到了南京。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原籍或移徙他处，明廷还颁布禁止逃亡的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有重罪"。朱元璋迁徙富民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发展京师的经济，安定人心，"以壮京畿"，借以巩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正如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所说的："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