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役使士卒修大长公主府并"僭用故元宫中物"，朱元璋就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回京师，后来死于回京的途中。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强行释放被番禺知县道同捉起来的犯罪土豪和亲戚，并诬陷道同，使之含冤屈死。朱元璋弄清真相后，洪武十三年九月下令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逻一起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家奴个个倚仗权势，骄横暴虐。尤其是周保，更随意凌辱地方官吏，稍不如意，就把他们狠揍一顿，所到之处，不胜其扰，就连封疆大吏也怕他三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敢怠慢。洪武三十年(1397年)四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欧阳伦又强迫陕西布政司发文叫下属府州县派车替他往河州运载私茶。家奴周保走到哪里，就叫哪里的衙门官吏给他派车，共"索车五十辆"。到了兰县(治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又肆意殴打巡检司的小吏。小吏不堪忍受，向朝廷告发。朱元璋闻讯怒不可遏，六月"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没入于官"，并写了一通敕书，派人送到河桥巡检司，表彰、慰问那个不避权贵的小吏。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的时间，大约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达到縞潮。这期间，大批违法的官吏遭到鞭笞、罚做苦工、剥皮、挑筋以至抄家灭族的惩处。据说，朱元璋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阖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有人忍受不了，干脆装疯卖傻。有一次，刑部报审一批案犯的判刑名单，朱元璋主张处死，皇太子主张从宽处理。朱元璋问御史袁凯：我和太子的主张，哪个正确?袁凯觉得两边都不能得罪，只得回答道：陛下要杀，这是守法；皇太子想要赦免，这是心慈。朱元璋认为他是个滑头，把他关进监狱。袁凯绝食三天，才被释放。袁凯上朝后，朱元璋见了他还说："是持两端者!"袁凯怕被杀头，后来索性假装疯颠。朱元璋说疯子不怕痛，叫人用木椎子椎他，袁凯咬紧牙关，忍住不喊痛。朱元璋以为他真疯了，就让他退休。袁凯回到乡下老家，将铁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自毁形骸，蓬头垢面。后来，朱元璋想起用他为本郡儒学教授，派使臣去召他。他却故意在乡饮酒礼上对着使臣大唱《月儿高》，爬在篱笆边吃狗屎(事先放好的假狗屎，用抄面拌糖稀做成)。使臣回去报告，说袁凯确实疯疯颠颠的，朱元璋只好作罢，他因此得以寿终。有的官吏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吴人严德珉，由御史升任左佥都御史，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大怒，将他黥面谪戍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一天，因事被御史逮到公堂，他跪在堂下，说自己曾在御史台干过事，晓得三尺法度。御史问他做过什么官，他回说洪武中台长严德珉，就是老夫也。御史大吃一惊，赶紧把他扶起来。他回到住处，怕朝廷再叫他做官，就挑起铺盖搬家。第二天，御史去拜访，扑了个空。后来，有个儒学教授同他喝酒，见他面上刺字，戴的是顶破帽，问老人家犯过什么法?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明初这场整肃吏治的斗争，是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因而带有特别残暴的特征。朱元璋的性格猜忌多疑，刚愎自用，又求治心切，恨不得一个早上就能扫除官场的腐败现象。洪武建国之前，他强调"刑新国用轻典"，据此制定吴元年律令和建国后洪武七年和九年的两次修律，一再强调要慎用刑罚，刑当其罪，说："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深文重法，仁者不为"。为了禁止官吏滥用刑罚，《大明律》还专门立了惩治"变乱成法"、"故出人人罪"的条款。后来，见官吏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便大搞法外用刑，"施五刑而不拘常宪"，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相继颁行《大诰》四编，并在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订《大明律》，对官吏违法行为的惩处量刑大大加重，用刑手段也更加残酷。仅《大诰》四编所列的案件，凌迟、枭令、种诛者就达千百起，弃市以下的也有一万多起。《大诰三编》所列的案件算是较轻的，但其中所记的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犹有三百六十四人。同时，随着皇权的不断扩张，朱元璋又常常越俎代庖，直接参与刑狱的审裁，并着意追求刑狱的深刻，把搞出赃罪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标准。许多司法官员在办案中便"务求深刻，以趋上意"，对案犯大搞逼供讯，处刑也尽可能从重从严。如刑部尚书开济，每次上朝奏事，则"置奏札怀中，或隐而不言，觇伺上意，务为两端"。他摸透了朱元璋的心理，任职期间"好以法中伤人"，以治狱"深刻"著称。由于诛戳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春竞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斩、绞、徒、流罪还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由于打击面过大，"不分臧否"的滥加屠戮，因此冤、假、错案屡屡发生。洪武八年的空印案，就是一个捕风捉影、定性错误的案件。案发时，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受到牵连，其弟郑士利曾上书为之鸣冤，指出；"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朱元璋硬是不听，把他和郑士元都罚到江浦去做苦工，"而空印者竟多不免"。即便是郭桓案，尽管定性是正确的，但"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追赃又牵涉到各地的许多地主富豪，搞得他们倾家荡产，显然也存在诛连过多的问题。许多没有重大过失的官吏，包括不少清官循吏和有用之才，因受这两个案件的牵连，便成为刀下的冤鬼。如方克勤自奉简朴，一件布袍穿了十年没有换新的，一天只有一餐吃带肉的菜，但抚民有方，担任济宁知府三年，"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又立社学数百区"，大兴教化，老百姓歌颂他是"我民父母"。郑士元刚直有才学，任职期间，荆、襄卫所军队掳掠妇女，官吏都不敢过问，他找到卫所军官，叫他们把掳掠的妇女全部释放；安陆有冤狱，他冒着触怒御史台的风险，上书为之平反。这两个能干的清官，都因空印案的牵连而死。除受两案牵连者外，其他被冤杀的官吏也不在少数。如洪武十年(1377年)，苏州知府金炯认为全府的税粮，官、民田轻重过于悬殊，主张将两者摊平。户部尚书滕德懋支持他的主张，让他奏请朝廷施行。朱元璋接到奏书，诏下户部详议，滕德懋说：三吴民田税轻，官田税重，税则有数十百条，老百姓搞不清楚，吏胥往往从中捣鬼。应该采纳金炯的建议，把两种税粮摊平了。朱元璋担心国家收入受到损失，坚决反对，并怀疑他们的建议另有企图。他派人暗中查访金炯家，发现他家的民田少于官田，即以"挟私自利、罔上不忠"的罪名将他处死，并将滕德懋抓进大牢，不久又以"盗用军粮一十万石"的罪名将他处死。滕德懋死后，朱元璋派人暗中侦察他的妻子。滕德懋的妻子正在家里纺麻，来人告诉她滕德懋因偷盗军粮十万石，已被处死。她说：我丈夫偷盗国家那么多粮食，却从不捎些回来赡养我们妻儿老小，是该死!朱元璋听到报告，派人检查滕德懋的肚肠，发现里面全是粗粮草菜，叹息说：他原来是个大清官呵!下令买棺装殓他的尸首，送回家里安葬。还有不少官吏，仅仅因为被朱元璋看不惯，便被处死。如以博学著称的陶凯，洪武初年被荐参加《元史》的修纂，书成后授翰林应奉，一时诏令、封册、颂词、碑志多出其手，升礼部尚书，又参与军礼和科举等制度的制定，后历任湖广参政、国子祭酒、晋王府左相，未曾有任何过失，只因为起了个"耐久道人"的别号，朱元璋"闻而恶之"，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杀掉，并亲制《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辞》，历数其罪。▲▲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由于打击面过大，刑罚过严过滥，官吏人人自危。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许多人做官从政，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唯喏喏，无所作为。士子们更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不让读书。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还有人出仕之后，过若干年又找各种理由辞官不做。朱升在朱元璋亲征徽州时被请出来为他出谋划策，贡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并为他说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荐刘基、叶深、章溢三贤，还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明朝建立后又参与制定各种礼仪，文治武功堪称卓绝。吴元年(1367年)七月、朱元璋称吴王后，有一次令官廷乐队入见，自击石磬，令朱升识五音。朱升将宫音误为徽音，惹朱元璋发了一顿火。他想到自己在元朝做官，担心将来还会受到朱元璋的猜忌。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1369年)，便辞官不做，乞"请老归"，退隐林泉了。陈遇天资聪颖，笃学博览，精于象数之学，元末做过温州儒学教授，已而弃官归隐。朱元璋渡江后，经秦从龙推荐，被召至应天，留参密议，很受信任。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予供奉司丞，他却推辞不就，要求退隐。朱元璋做了皇帝，三次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仍不肯上任。洪武三年，朱元璋派他到浙江廉察民隐，回来后赏赐金帛，要他做中书左丞，他还是推辞。第二年，又先后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他都固辞不就。朱元璋还想给他的儿子官做，陈遇又推托说：愚臣之子皆年幼，学业未成，请待日后学成再说吧!另外一些人，看到当官随时都有被诛杀或谪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