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要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着手整肃吏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官场的腐败现象仍然不见转变，反而愈演愈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更加严酷的手段，来打击贪官劣吏，刷新吏治。洪武十八年(1385年)七月，他公开宣布："朕握乾符，抚蒸黎，于今十有八年矣。孜孜求贤，期于致治。然职任方隅者，无牧民之政，而有殃民之患，于是欲尽革其人而更张之。""比年以来，职内外者，相为朋比，有司尤为失职，故夙夜忧虑，思欲革故而更新之。"大约从这一年起，整肃吏治的斗争开始进入縞潮。

朱元璋整肃吏治的第一步，是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

要对官吏实行考核，首先必须使官吏明了自己的职责。为此，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行了《授职到任须知》，对各级地方官吏的职责作出详细的规定。它把地方的公务分为"祀神"、"恤孤"、"制书榜文"、"吏典"、"印信衙门"、"狱囚"、"起灭词讼"、"田粮"、"仓库"、"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冶"、"盐场"、"系官房屋"、"书生员数"、"耆宿"、"官户"、"境内儒者"、"好闲不务生理"、"犯法官吏"、"犯法民户"等三十一项，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所应注意的事情，在某个应该注意的事项中，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例如对"狱囚"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人犯有多少，还要"知人禁年月久近，事体重轻，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对"田粮"一项，要详细掌握军、民、匠、灶、僧、道、医、儒等户各有多少，官田多少，民田多少，每年民田夏、秋两税该粮多少，官田租粮多少，"各分款项开报，以备度量支用"。对一切不遵守《授职到任须知》的官吏，都要坚决惩办。不少官员，由于违反有关规定，"公事不谋，体统不行，终日听信小人浸润，谋取赃私，酷害下民"而下狱或被杀。有鉴于此，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制定《责任条例》，颁行各布政司、府、州、县，"令刻而悬之，永为遵守"。条例规定上级机构要对下级机构及其官吏进行监督检查，所有的官府衙门必须设置一个文簿，逐项记录办过的事情，每个季度派一名吏典送交上级机构查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务从实效，毋得诳惑繁文，因而生事科扰。每岁进课之时，布政司将本司事迹，并府、州、县各赍考过事迹文簿，赴京通考。敢有坐视不理，有违责任者，罪以重刑"。另外，朱元璋还在洪武五年六月制定《六部职掌》，"岁终考绩，以行黜陟"。后来，又令吏部同翰林院的儒臣仿照《唐六典》之制，编纂《诸司职掌》，对中央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官职的设置及官员的职责作出详细的规定，使范官者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正式下诏刊行，颁示中外，令官员遵照执行。

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采取考满和考察两种办法，二者相辅而行。考满是对官吏政绩的考核。它仿照古代所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之制，规定内外官在九年任职期间，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日一考(或日初考)，六年日再考，九年日通考，具备其一，即可升转。考核的评语有三种，"日称职，日平常，日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据以决定升降，降职者较少，迁升者较多。

考满的方式和程序屡经变动，至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在京六部四品以上的官员和所有近侍官员、监察御史以及不系常选的太医院、钦天监、王府官，九年任满，毋需考核，黜陟俱由皇帝裁夺。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员，历任三年，由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惰"，写出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语，送监察御史考核，再由户部复考。在京的军职文官，皆由监察御史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皆由布政司考核，送按察司复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的官员，三年考满，从都察院考核，吏部复考，具奏黜陟，"取自上裁"。各布政司按察司的首领官(指各机构中负责文移和各机构内部庶务的官员)、属官(指各机构正官之下分理政务的属员及其下辖机构的官员)，从本衙门正官(指各机构的主要负责官员)考核，送都察院再考，吏部复考。府、州、县官"三年考满，先行呈部(吏部)，移付选部(吏部所属之文选清吏司)作缺铨注，司勋(吏部所属之稽勋清吏司)开黄，仍令给由。其见任官将本官任内行过事迹，保勘核实明白，出给纸牌，攒造事迹功业文册、记功文簿，称臣佥名，交付本官，亲赍给由。如县官给由到州，州县当面察其言行、办事勤惰，从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州县给由到府，府官给由到布政司，考核如之。以上俱从按察司官核考。仍将考核复考词语，呈部考核"。经过考核之后，"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

考察的对象仅限于官员而不包括吏员，侧重于考察官员的素质品行。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工部尚书朱守仁廉察山东莱州诸郡官吏，六年二月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这是一种不定期的巡视考察。除巡视考察，还有对地方官定期的朝觐考察，称为"外察"。起初规定．各处府、州、县官每年一次入京朝觐，称为"大计"。洪武十八年六月定为三年一朝，以辰、戌、丑、未年为朝觐之期。具体办法，据洪武二十六年的规定，除远在边鄙的云南省外，各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土官衙门、流官衙门等，在人朝的前一年底，都应依照《到任须知》编造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一起亲自带到京师奏缴，以凭考核。不论路途远近，都限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既不许预先离职，也不许过期迟到。第二年正旦朝觐皇帝，朝毕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进行考察，奏请定夺。京察与外察都称为"大计"，凡在大计中受到处分者，不复叙用。考察之后，"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闻茸者免为民"。后来从正德四年(1509年)起，又逐步建立对京官的考察制度，称为"京察"。洪武年间的考核，考满多升迁，考察则多罢黜。◆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官吏经过考核之后，如有好的表现，朱元璋就大力加以表彰。是否具有廉洁奉公的品质，这是朱元璋衡量官吏好坏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执政以来，他一再旌表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人物事迹，以树立正面的典范。洪武四年(1371年)闰三月，刑部搜出狱中囚犯、御史台管勾宇文桂所藏书信百封，送给朱元璋过目。朱元璋发现其中有一封嘉兴府布衣王升托宇文桂转交给自己儿子、平凉知县王填的信，信中教导王填："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食贫处俭，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古人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当以此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朱元璋异常高兴，称赞说："书中语言谆切，教以忠孝。子之贤否虽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立即命中书省派人赍诏到王升家予以褒奖，赐以白金百两、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绢十匹，免除里长、弓兵之役，并将自己亲撰的诏书、王升的谢恩表文及家书公布于众，以为表率。官吏为政忠勤不贪、廉治奉公者，朱元璋即予旌表，加以提拔。早在龙凤七年(1361年)，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便选派隶仆出身的王兴宗为金华知县。当时文武重臣李善长、李文忠等人都表示反对，认为王兴宗出身微贱，难充一邑之长，但朱元璋力排众议，说兴宗跟随我已经好长时间了，他勤廉能断，谁也比不上!王兴宗任职三年，果然政绩卓著，远近闻名。朱元璋又提升他为南昌通判，后改任嵩州知州，再迁怀庆知府。大计之年，地方官人京朝觐，朱元璋逐个考问一番，轮到王兴宗，说这个人公勤不贪，不须问，又任命他做苏州知府。到洪武十年五月，他又被擢升为河南布政使，成为一员地方大吏。洪武十六年，国子监生陶重仲被擢为监察御史，清介自持，纠弹不避权贵，曾联合其他御史弹劾刑部尚书开济的违法行为，使开济伏法被杀，直声动天下。不久，升任福建按察使，又诛杀赃吏数十人，兴学劝士，抚恤军民，政绩卓著，朱元璋"下诏褒异"。袁州通判隋赞政简事治，州内流民归业，田野垦辟，当地老百姓曾为他立碑记功，朱元璋下令提拔他做广东按察使。宁波知府李仲文派小吏马仁生到慈溪县办事，这个小吏违法乱纪，扰害百姓，县丞秦仲彰把他捉到南京告状，朱元璋即下令擢秦仲彰为宁波知府，贬李仲文为慈溪县丞。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与书吏高源按临孟津、宜阳，地方官吏送来贿赂，王平把他们抓起来，向上司告发。朱元璋嘉其"得宪臣体"，赐给王平文绮、袭衣和钞百锭，赐给高源钞五十锭。后来，王平秩满人觐，朱元璋考虑他"廉介明敏，为政有声"，又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兵部吏崔士先有才干，做了十年的小吏，未尝有过，朱元璋破格提拔他做户部主事，"以激劝为吏者"。当时曾有不少官吏，因为政绩显著，自下僚不次擢用，如王尚贤自宁远尉擢为广西参政，邹俊自祥符县丞擢为大理卿，元善自静宁州判官擢为佥都御史，李行素自芝阳令擢为刑部侍郎。

对官吏的表彰，朱元璋很注意听取士民的意见。他立下一条法令：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的官吏，如非出自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或者清廉直干，抚民有方的，允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市井士君子等，联名赴京状奏，作为官吏赏罚升降的参考，并特地指出《大明律》关于士庶人等不得上言宰执大臣美政的条文，目的是为了警告在京官吏人毋得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在外诸司不受这个律条的限制。又规定：凡有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清缘由后，即应放行，毋得阻挡；阻挡者按"邀截实封罪"论处，予以斩首。当时由于法令严酷，官吏常因一些微疵细过而被逮捕判刑，不少清官循吏也含冤下狱。但是，如果老百姓举这些官吏的政绩，出面替他们申诉，朱元璋便下令予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