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令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将他枭首示众。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司业和本监教官、监生一千八百二十六人，在奉天门训话，恶狠狠地说；"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对府、州、县的儒学，也订有禁例十二条，于洪武十五年八月颁行全国学校，镌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禁例严禁生员妄言军国政事："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洪武三十一年颁行的御撰《教民榜文》，特地规定："各处教官训导，递年作表，诽谤大逆，不臣事发，杭州等学训导景德辉等若干，俱已伏诛。今后天下教官人等，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不依圣贤格言，妄生异议，瞽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对于走出校门的士子，特别是从元朝过来的那些士大夫，朱元璋则定下严酷的法令，迫使他们听从自己的差遣，为明廷服务。他规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99苏州人才姚润、王谔，贵溪(今属江西)儒士夏伯启叔侄不肯出仕，"不为君用"，即皆被诛杀，籍没全家。

朱元璋认为，庶民百姓的本分就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朝廷的法度，"田赋、力役出以供上"。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他命户部榜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本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仁义忠孝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与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如果百姓"不遵法度"，不服从统治，不向国家纳赋服役，不向地主交纳地租，朱元璋便动用国法，诉之于残酷的刑罚和血腥的镇压。明初刑罚极其野蛮残酷。唐律本已废止古代墨、劓、刚、宫、大辟五刑，而代之以笞、杖、徒、流、死(斩、绞)五刑。元代除沿用这些刑罚手段，又采用唐、宋等朝罕用的断舌、断臂、挑筋、剥皮、菹醢等酷刑。明代沿袭元朝的做法，也采用许多极其残酷的非刑。《大明律》关于刑名除规定笞、杖、徒、流、死(斩、绞)五种刑罚外，还新创了比流刑更重的充军刑，并把最残酷的凌迟刑列为正式的用刑手段。除了明律规定的刑罚手段，在实际执行中还使用了许多新奇的非刑，"其重辟自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人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人谷道钩肠；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法"。其中，剥皮实草之刑除用于惩治贪官，也用于惩治其他罪犯。如洪武二十九年，命京师犯法文武官员女妇宥其死罪，人宫浣衣。"其中有一妇，挽子而弃其中，宦者以事闻。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明律还广泛使用连坐族诛之刑，犯有"十恶"大罪者，一案往往株连到数十人，甚至有夷九族、十族的。人民动辄得咎，稍为触犯法律，便会遭到严厉的惩处。工匠沈添二等二百零七人因为用老弱幼孺顶工赴役，朱元璋下令叫匠人亲身赴工，并将顶替赴工的幼丁、老者尽发广西充军。镇江坊甲邻里，因坐视、纵容韦栋等十八人违犯《大诰》，没有把他们擒拿赴官，"事发，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其费有空其家者有之，有不能存活者有之，有不及搬运石块而逃死者有之"。句容县杨馒头等人合谋伪造钞币，官府发兵搜捕，"自京至于旬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对官府和地主的压迫、剥削如有不满和反抗，更要遭到残酷的镇压。浙江崇德县官府征调李付一等人到海边筑城，他们两次拒绝赴工，并将前来催逼赴工的甲首王辛三当作"害民甲首"绑赴京师，即被"凌迟示众"。浙江归安县民戴兴四等拒纳秋粮，将里长派去催讨的丘华一当作"帮虎"拿赴官府，结果都被"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扎，人口迁于化外"。江西吉安县民金方，佃种潘俊二田一亩六分，两年未交田租，并将前来逼租的潘俊二作为"害民豪户"绑赴官府，也被袅首示众。浙江乌程县佃农余仁三等二十九人，向地主游茂玉借米，到期无法交还，游茂玉口夜催逼，他们便联合周围群众一百多人，冲进游家，捣毁了他家的门户，分掉他的财产，并搜出借米文约"唱名依还各户"，然后将游茂玉当作"豪民"绑缚至京。朱元璋下令把余仁三等为首的三人枭令示众，并把参与者全部"发化外充军，家下人口，迁发化外"。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广东宁远县迁家村罗危等人"劫掠人民"，都指挥同知花茂统兵剿捕，屠杀逮捕了三百五十七人(垒)。

对于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则动用优势的兵力进行围剿。朱元璋命令兵部榜谕天下："各地卫所设有寇三四十人，即调官军一二百人，寇有数百人，即调数千人，刻期捕获，毋令滋蔓。"按照明朝的制度，没有皇帝下达兵部的命令，官军不得擅自调发，但是为了对付农民的反抗，《大明律》特地规定，各地守御官军的将帅，遇有"反叛"、"贼寇"事件发生，因"事有警急及路程遥远"来不及申奏朝廷者，"并听从便，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若贼寇滋蔓，应合会捕者，邻近卫所虽非所属，亦得调发策应，并即申报本管上司，转达朝廷知会"，否贝与擅调发罪同"。因此，各地卫所的官军，对起义群众无不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如洪武十一年(1378军)四月，陕西都指挥使叶界镇压庆阳灵州屯田百户山丹等起义，"斩山丹等，俘其众二千六百五十人"；十二年七月，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等镇压成都嘉定州眉县(今四川眉山)彭普贵起义，"尽歼其众"，九月，福建都司镇压福建龙岩县江志贤起义，"斩获几三千人"；十四年十一月，南雄侯赵庸镇压广东曹真、苏文卿、单志道、李子文、李平天等起义，"擒贼二万余，贼属八千有奇，斩馘五千余"，十二月，延安侯唐胜宗镇压浙江衢、处、温山民起义，"擒首贼吴达三、叶丁香及其党三千三百余人，家属一千五百人，斩首二百八十级"；十五年正月，赵庸镇压东莞起义，"斩首二千级"，十月镇压广东"铲平王"起义，"获贼党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人，贼属一万六千余，斩首八千八百级"；二十一年四月，广州右卫指挥佥事吴诚与漳州指挥同知张泰等镇压广东惠州龙川县苏文山等起义，"俘斩贼众一千九百七十余人"。

明王朝对人民的高压统治和残酷镇压，充分反映了朱元璋所建立的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这说明明初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不仅是出于维护朱家天下万世一系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整个地主阶级要求加强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的需要。正如朱元璋曾对各郡富民一再表白的那样："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方今豪富之家、中等之家、下等之家，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其凶顽之徒，孰敢称名道姓而盗取之。云何?盖君礼法之所治也。"明初的富豪地主，之所以能从农民身上榨取地租，过着"富者富安"的生活，而不遭到农民的反抗，不遭到"凶顽之徒"的"盗取"，就是由于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结果。


第十一章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第一节 整肃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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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朱元璋不仅大力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而且不惜以严酷的手段强化对统治阶级本身的控制，从而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导演出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流血事件。

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它所制订的法律制度，既是为了统治和镇压农民阶级。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对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尽管这种约束力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及其官僚队伍来说是很小的，但他们出于贪婪的本性，还是力图加以摆脱，以追求更多的土地和财富。一些地主豪强和权贵往往突破法令限制，肆无忌惮地竭泽而渔，欺压百姓。那些贪官污吏，也往往擅权枉法，贪污受贿，拼命聚敛钱财。明朝也是如此。洪武建国不久，新上台的文武官员就竞相"蹈袭胡元之弊"，擅权弄法，贪污纳贿，蠹政厉民。这种不法行为，不仅侵犯赣廷的经济利益，妨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额外加重人民的负担，侵害百性的身家性命，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粗略统计，洪武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多达一百八十多次。官吏的贪污剥削就是激起这些起义的原因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司法部门审讯一些被捕的起义者，他们即"咸言有司贪墨，守御官军扰害，以故逃窜山林，群聚为盗"。此外，一些官吏贪污腐化，亵渎职守，还干扰、破坏了明王朝对北元的斗争以及抵御倭寇的斗争。如郑国公常茂，在出征纳哈出时，"去抢马，抢妇人，将来降人砍伤，几乎误事"。浙江都指挥使储杰，任职期间，"专一与布政司官、有司官交结，日日歌唱吃酒，军也绝不操练，海贼也不设法关防，以致沿海百姓常被劫掠，他全然不以为事"，"将浙江一都司的事都废坏了"。

文武官吏这种"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腐败现象，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警惕和忧虑。通过元末农民战争，他亲眼看到吏治的败坏激起农民起义的严酷事实，感受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说："朕向在民间，尝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认识到："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如果没有清明的吏治，社会就难以安定，百孔千疮的经济就无从恢复，封建统治就不能巩固，得来不易的朱家天下就无法保住。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就召见群臣，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