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家和皇室、贵族、勋戚、官僚、地主的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明律》规定，凡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问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问，加一等；属于官府的田宅，各加二等。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盗耕官民的田地，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明律也适当加以限制。《大明律》无占田数量的限制，但严厉禁止脱漏版籍、移丘换段、挪移等则、以高作下、诡寄影射等欺隐田粮的行为，禁止接受朦胧投献，禁止官员在现任处所置买田宅。盐茶课是明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朝廷特地订立盐、茶法严加保护。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即定盐法，"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洪武初年，又新定盐、茶法，规定："各场灶丁人等，除正额盐外，将煎到余盐夹带出场，及私煎货卖者，绞；百夫长知情故纵，或通同货卖者，同罪；两邻知私煎盐货不首告者，杖一百，充军"。"凡守御官吏、巡检司巡获私盐，俱发有司归问，犯人绞，有军器者斩，盐货、车船、头匹没官"。"诸人但犯私茶，与私盐一体治罪"。后来，《大明律》的规定略有放宽：凡犯私盐、私茶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携带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百夫长知情故纵，及通同货卖者，与犯人同罪；凡买食私盐者，仗一百，因而货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对于惩治窃盗和强盗行为，更被视为治国之急务。《大明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三犯窃盗罪者，一律处绞。这比唐律关于强盗不得财者最多徒三年，三犯窃盗罪者最重处流刑的规定，惩罚大大加重了。

赋役收入是封建国家的血脉所在，为了确保赋税和徭役的来源不被破坏，明律严格保护赋役制度。《大明律》规定："凡欺隐田粮、脱漏版籍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若将田土移丘换段，挪移等则，以高作下，减瞒粮额，及诡寄田粮，影射差役，并受寄者，罪亦如之，其田改正，收科当差。""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人官。""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就是勋戚功臣，也不许脱漏版籍、欺隐田粮、隐蔽差役。《大明律》规定功臣之家，除拨赐的公田外，所有田土和管庄人数必须如实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一亩至三亩，杖六十，每三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罪坐管庄之人，并将田土没收入官，追征所有欺隐的税粮。"凡豪民令子孙、弟侄、跟随官员隐蔽差役者，家长杖一百。官员容隐者，与同罪；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跟随之人，免罪充军。其功臣容隐者，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全不支给；四犯，依律论罪。"

明律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审判权，加强中央朝廷对司法的控制。《大明律》规定：各府、州、县只能决定徒、流刑以下的案件，死刑的案件在京须经监察御史，在各布政司须经按察司审核，提出处理意见后，呈送中央。中央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后，最后还须报请皇帝裁决。朱元璋还下令："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携陷锻炼之弊。"洪武年间的重大案件大都由他亲自审讯处理，"不委法司"。就是一些本来应该由府、州、县司法部门审理的一般民事、刑事案件，朱元璋也常越俎代庖，亲自过问，而且对案件的处理，往往不遵守《大明律》的规定，不是轻罪重判，就是无罪枉判。有的按《大明律》的规定，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竟处以族诛之刑；有的按律罪止杖八十或一百，竟判以凌迟之刑。有的按《大明律》来衡量根本不构成犯罪，也被处以酷刑。如会稽县河泊所官吏张让上交征收的渔课钞，将六千零六十七贯二百文写作"六百六万七千二百文"，这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计量单位，将一贯换算为一千文，就被朱元璋说成是"故生刁诈，广衍数目，意在昏乱掌钞者"，下令治以重罪，并警告说："今后敢有如此者，同其罪而罪之"。朱元璋还拣起东汉光武、明帝、隋文帝、唐玄宗等人使用过的廷杖之刑，在殿廷之上对大臣施行体罚，用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自己的意志。廷杖由守备太监监督，锦衣卫施杖。不少大臣在廷杖之下立即毙命，充分表现了君主的权力和淫威。此外，由朱元璋亲自指挥的锦衣卫还可以直接参加审判，拥有比一般司法机关更大的权力，"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锦衣卫)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清末薛允升曾经指出，明律贯穿着"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原则，"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它适当减轻了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而大大加重了对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镇压，使镇压和保护的对象更加集中，从而成为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锐利武器。

第三节 严密的专制统治

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大力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

控制全国的户口和户籍，既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保障国家赋役收入的前提条件。明王朝虽然废除了元朝按民族和管辖机构划分户等的制度，但仍沿用元朝的办法，按照封建国家的需要，根据服役种类的不同，把全国人户的户籍主要分为民、军、匠三大类。民籍除登记一般应役的民户外，还有儒、医、阴阳(以堪舆为业)等户；军籍除登记一般供应军役的军户外，还有校尉、力士、弓兵、铺兵等；匠籍除登记一般承应匠役的匠户外，还有厨役(供京师太常寺、光禄寺办膳时驱使)、裁缝(供官府役使)、马船(驾驶运河官船的民夫)等。除了这三大类，在沿海为官府煮盐的盐丁或灶丁，寺、观的僧、道，为官府养马的马户，看管皇帝陵墓的陵户，管园的园户，打柴的柴炭户，种茶的茶户，承应买办的铺户，等等，亦各立户籍。人户皆以籍为定，"有身则有役"，世代相承，不得改变。这种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配户当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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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设置户籍、推行户帖制度后，明政府大力招抚流亡，鼓励人口增殖，并同豪强地主展开争夺户口的斗争，不仅安置相当数量的流徒人户，而且解放一批奴婢为民，使朝廷掌握的户口有了很大的增加。洪武十三年，为控制这些人口，朱元璋决定在小黄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更加严密的黄册制度。翌年正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黄册制度正式在全国推行。所有编人里甲的人户，均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填报《清册供单》，供单内容包括户主的乡贯、姓名、年岁和全家的丁臼、事产(田地山塘面积，应交夏税秋粮数额、住宅、牲畜)，其中的丁口和事产须按"旧管"(上次登记的数额)、"新收"(上次登记后增加的数额)、"开除"(上次登记后减少的数额)、"现在"(现有的数额)四个项目分别填写，以便了解变动的情况。供单由各户填好后交给甲首，甲首审核无误后交给里长，里长审核无误后将一里的户籍编成里册，一式四份，呈送本县。各县、府、布政司各留下一份，另一份里册连同本县、本府、本布政司的丁口、事产统计总册一并上报户部。户部再类编全国人丁、事产的户籍总册，进呈皇帝御览。《明史·食货志》说："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认为由于送交户部的册籍皆以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为黄册。但明人张萱却说："今制，丁口税粮，十岁一籍其数，日黄册，自刘宋时已有之。齐高帝继位，尝敕虞玩之与傅坚意检定，诏日：黄籍，人之大纲，国之政端云云。时亦称人籍。今世多不解黄字之义。余偶阅唐开元制，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贴，三年一造户籍，即今之黄册也。谓之日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实际上，从隋朝开始，"黄"字已正式应用于户籍制度之中，隋制"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宋制"诸男女三岁以下为黄，一，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明代的"黄册"之称即承此而来，含有版籍与户口之意。故明人丘溶日："所谓版者，即前代之黄籍，今世之黄册也。"

黄册是明政府征派赋税徭役的依据，所以时人又称之为"赋役黄册"。黄册制度正式在全国施行以后，户帖便逐渐为黄册所取代。黄册每十年重编一次。每次编造的黄册，都以上次黄册登记的各户"实在"事产作为本次黄册的"旧管"，然后增加"新收"部分，减去"开除"部分，得出本次黄册登载各户的"实在"数字，使每次所造的黄册互相衔接，掌握各户丁口、事产的变化情况。由于黄册的编造关系到明王朝对人口的控制和赋役的收入，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洪武二十四年下令，清册供单必须由本户填写或根据本户自报的情况代为填写，叫做"亲供"，不许甲首、里长或他人代为包办，"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户，隐瞒作弊，及将原报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过割，一概影射、减除数额者，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同年颁布的《攒造黄册格式》规定："其各州、县每里造册二本，进呈册用黄纸面，布政司、府、州、县册用青纸面"。并在南京后湖(今玄武湖)四面环水的岛上建造东、西黄册库，"令各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并各土官衙门，所造黄册，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

赋役黄册仅仅是一种户口总籍，它登记了除卫所现役官兵之外的所有编入里甲的人户，包括民、军、匠、灶等户，并在册上逐一注明他们的户类。除了这种户口总册，明朝还另外编造各种不同户类的户口册，如匠籍册、灶籍册、军籍册等，交给有关的主管部门如工部、内官监、盐运司及兵部保管，只有民户，不再另外造册。军籍黄册的编造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年的九月，朱元璋"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采纳兵部尚书沈缙的建议，下令编造军户图籍，由各卫所登记亡故军士的姓名、乡贯，报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接着，又下令编造军户户口册，由各郡县登记军户的丁口之数，"如遇取*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当年，又命兵部设置军籍勘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