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良人为夫妻，唐律定为徒、流罪，《大明律》定为杖罪；立嫡违法，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而分割财产，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居父母及夫丧而身自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孙嫁娶，监临官娶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妾，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或犯义绝应离而不离，男女和奸，唐律定为徒罪，《大明律》定为杖罪；奴奸良人妇女，唐律加凡奸罪二等，《大明律》加一等；祖父母、父母年高或笃疾而弃之赴任，悔婚及子弟在外自娶，以妻为妾或以妾为妻或有妻更娶妻，《大明律》的处刑也均较唐律为轻。

此外，明律还适当放松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比之唐律，明律对一般性侵犯皇帝尊严和在祭祀、仪制上亏礼废节的不敬行为的惩处，都有所减轻。如和合御药误不按配方，造御膳误犯食禁，制造御舟误不坚固，唐律定为绞罪，《大明律》定为杖罪；宫禁应值而私自替代，唐律定为徒、流、绞罪，《大明律》定为笞、杖罪；大祀及庙享违制，失误朝贺及迎接诏书、祭祀拜谒园陵及朝会行礼差错失仪，擅人宫殿和御膳所及御在所，擅人行宫营门，无故直行御道等，《大明律》的处刑均较唐律为轻，有的甚至减轻数等。明律对违反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的行为，处罚较唐律减轻。脱漏、隐蔽户口，唐律均拟徒罪，脱户者家长徒三年；脱口者一口徒一年，罪止徒三年；里正罪止徒三年，州县官吏罪止徒三年。《大明律》则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若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有赋役者，亦杖一百；无赋役者，亦杖八十。若将另居亲属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者，各减二等。所隐之人，并与同罪，改正立户，别籍当差。""若隐漏自己成丁人口不附籍，及增减年状妄作老幼废疾以免差役者，一口至三口，家长杖六十，每三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不成丁，三口至五口，笞四十，每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入籍当差。若隐蔽他人丁口不附籍者，罪亦如之。所隐之人与同罪，发还本户附籍当差。若里长失于取勘，致有脱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笞五十。本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脱户者，十户笞四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杖八十。漏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罪止笞四十。知情者，并与犯人同罪。"处刑均较唐律要轻。

明律降低封建官僚的法律特权，提高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减轻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以及增加反映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扩大，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关律条，显明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与此同时，明律大大加重了对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镇压。皇权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最高代表。明律首先运用暴力手段严格保护皇权的至上权威和君主的绝对专制。《大明律》继承唐律，在《名例律》首列"十恶"大罪，将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行为定为"谋反"、"谋大逆"之罪，一律按重罪加重的原则处刑，不在常赦之列。唐律规定，"谋反"或"谋大逆"，不论主犯从犯皆斩，其父、子年满十六岁以上者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及笃疾、废疾者，可不处死。《大明律》则规定，不仅犯罪者本人不分首从均凌迟处死，其亲族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如祖父、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甚至连异姓同居之人如外祖父、岳父、女婿、女仆也同处斩刑。唐律对谋反罪的惩处，还注意区分情节的不同，如"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处斩，父、子可不处死，祖、孙也不牵连。再如"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者"，亦可不处死，只流二千里。《大明律》则完全没有这种区别，只要犯有"谋反"罪，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处死。往往一案诛连，数族尽灭，乡里为墟。《大明律》还规定，凡遇有"谋反"及"谋大逆"的罪犯，"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分化瓦解人民的反抗力量。礼部颁布的《学校禁例》规定，国子监的生员不得妄言军国重事，但如发现有人犯了"十恶"之罪，有确凿的证据的，允许向上秘密告发。此外，大诰还进一步加重对触犯皇帝尊严、损害皇朝言行的惩处。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立有"诽谤之法"，自汉文帝废除之后，历代未再采用，《大明律》亦无专治"诽谤罪"的条文。但大诰复立"诽谤之法"，用以惩处所谓"诽谤朝廷"之罪。福建沙县罗辅等十三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结果被指控为"捏词上谤于朝廷"，被枭令于市，家中成丁男子悉被诛杀，妇女被迁置边疆的不毛之地。江宁知县高炳也因"妄出谤言"，被杀身亡。伪造皇帝文书者，《大明律》没有专门的惩治条文，只规定诈作制书者斩。大诰所列案例，却对此罪处以极重的刑罚。如苏州知府张亨、知事姚旭接到假千户沈仪伪造的御宝文书，没有辨明真伪就接受下来，并转发属县执行，结果沈仪和四名伴当被凌迟处死，张亨、姚旭亦被枭首示众。

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律规定国家的文武官员任用权专属皇帝。《大明律》明文规定，凡大臣专擅选用者，斩；大臣的亲戚非特奉旨不许除授官职，违者处斩；大臣滥设官吏、擅勾属官等，也严加治罪。守御官军的千户、百户、镇抚有缺，"若先行委人权管，希望实授者，当该官吏各杖一百，罢职役充军"。臣下无条件地服从皇帝的意旨，听从朝廷的指挥，是确保皇帝行使专制权力的一个前提。《大明律》规定，在朝官员受皇帝差遣及调动职务而托故不行，无故擅离职守，赴任无故过限者，均治重罪。一切国家大事均需奏请皇帝裁决，"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处绞。若文职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杖一百；有所规避，从重论。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应申上而不申上者，笞四十。若已奏已申，不待回报而辄施行者，并同不奏不申之罪"。清末法制史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里评论这项规定说："按职官有犯，明律多轻于唐律，而此律则较唐律为过重，总系猜防臣下，不使稍有专擅之意。"

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和内外官员互相勾结、危害皇权的教训，朱元璋不仅实行官吏任用的回避制度，还在《大明律》中特设惩治"奸党"的条款，以禁"党比之私"，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谓不由正理，借引别事以激怒人主，使杀其人，以快己私也)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互,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人人罪者，罪亦如之。"并严禁内外官交结，违者犯人处斩，妻子流放到二千里之外安置。《大诰》对朋党和内外官交结的处刑，比《大明律》的规定还要重，如李茂实、林贤被定为"胡惟庸同党"，不仅本人被杀，而且连家属中的幼儿童也全部被杀光。江浦知县杨立因追征李茂实盐货，交结近侍官员，也被凌迟示众。官员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是搞宗派、结朋党的一个重要途径，明律亦严加禁止。《大明律》规定凡衙门官吏及百姓，如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为奸党，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宰执大臣如事先知情而不加阻止，亦按同罪论处。衙门官吏出城迎送上司和上级派来办事的官员，也在禁止之列。《大明律》规定：凡上司官员及其所派官吏路过，及使客经过，或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出巡按治，所在各衙门的官吏出城迎送者，一律杖九十；允许他们迎送而不纠举问罪的官员，也处以相同的刑罚。⑨⑨

官吏贪污受贿，直接损害到皇朝利益，明律的惩处更为严厉。朱元璋曾下令："官吏犯赃罪者无贷"，并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明廷又规定："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官赃至十六(按：应作六十)两以上，剥皮实草。府、州、县、卫、所之左，特立一庙，祀土地，为剥皮场，名日剥皮庙。于公座旁置一剥皮实草之袋"，以警戒在任的官员"。《大明律》还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十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膊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一贯以下杖八十，每二贯五百文加一等，至二十五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四十贯斩。至于官吏私借官府钱粮和借官物、挪移出纳、冒支官粮、多收税粮斛两、隐瞒人官家产等，也都规定了很重的刑罚。就连因公乘坐官畜、车、船附载私物超过规定重量者，也要处刑。《大明律》规定，因公乘官畜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因公乘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对监察官的贪污受赃，处刑更重。《大明律》规定："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大诰》还规定，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此外，朱元璋还告谕中书省臣，遇到发布大赦令，"凡犯赃罪者，罪虽已赦，仍征其赃"，绝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刑部据此立下法令："官吏受赃遇赦免，罪赃并追纳；其在赦前犯赃事发，惧罪逃避及革后发露，依律追究。"

对于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明律极力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