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也不时发生。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乱世"重现，于是又决定实行重典政策。他下令对所谓"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的"奸顽刁诈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并亲自汇集一批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编成御制《大诰》四编，作为《大明律》的补充。大诰四编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相继颁布于洪武十八年十月，十九年三月和十二月、二十年十二月，量刑均较明律大大加重，是《大明律》外的"法外之法"。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又下令重新修订《大明律》，增加以镇压反对皇权和封建专制统治为核心内容的死罪条款，加重对"谋反"、"谋大逆"、"强盗"、"官吏犯赃"等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直到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党案基本结束后，明朝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已经得到巩固，朱元璋才又逐步减轻刑罚。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他宣布，过去对"奸顽刁诈之徒"的法外加刑，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权时处置"，"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2)。次年，皇太孙朱允坟建议修改过于苛重的律条，朱元璋即命改定"畸重者七十三条"，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乎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将改定后的《大明律》重新颁布，并择取《大诰》有关条目，与有关律文一起编成《钦定律诰》，附载于《大明律》之后，规定："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这样，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明律的定罪量刑经历了由轻(洪武七年、九年律)重(洪武二十二年律)减轻(洪武三十年律)的演变过程，正如清末著名法制史家沈家本在《重刻明律序》中所说的："是明律大旨亦本于唐，特其中有因时变通者耳"。洪武三十年重颁《大明律》后，朱元璋"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变乱祖制之罪"。这次重颁的《大明律》便成为明律的最后定型本，终明之世未再修订。

《大明律》是以唐律为模本的，但它吸收了唐代以来特别是明初的统治经验，无论是体例或内容都比唐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富有革新精神和时代特色。唐律继承和发展隋律的篇章结构，分为十二篇三十卷。《大明律》原先沿袭唐律的体例，"篇目一准于唐，1禁卫，日职制，日户婚，日厩库，日擅兴，日贼盗，日斗讼，日诈伪，日杂律，日捕亡，日断狱，日名例"。洪武二十二年修订时，考虑到中书省和丞相已于洪武十三年废除，由六部分掌中书省的职权，为便利诸司的掌握和执行，将《名例律》列为首篇，作为全律的总则，下按六部官制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共七篇三十卷。隋唐以来沿袭了八百多年的封建法律的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一变。这种体例分类更加合理，内容更加集中，条理更加分明，也更接近于近代按部门的分科立法，后来便为清律所沿袭。在内容上，为了强化君主专制，《大明律》设立了"奸党条，增加了有关惩处思想言论犯罪的条款，并设立《受赃》的专篇，加重对官吏赃罪的惩罚。适应明初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大明律》增加了经济立法的比重，设立了《户律》和《工律》两个专篇和《课程》、《钱债》、《市廛》等几个专卷，新添了"匿税"、"舶商匿货"、"违禁取利"、"费用受寄财产"、"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把持行市"、"私造斗斛秤尺"、"器用布绢不如法"以及"钞法"、"钱法"、"伪造宝钞"、"私铸铜钱等许多与商品货币关系有关的条款。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明律还取消了唐律中有关"占田过限"的条款。军事内容的立法，明律也有明显的增加，除在《名例律》中增添"军官有犯"等条款，还设立了《兵律》专篇。此外，有关行政管理、诉讼程序等方面的立法，明律也比唐律更加完备。明律充分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成熟的一部法典。

明律根据封建社会晚期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对各种社会关系作了相应的调整，降低封建官僚的法律特权地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等级的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这种法律现象的概括与反映。周代有所谓"八辟"的专门规定，赋予贵族官僚以减免刑罚的特权。唐律将"八辟"发展为"八议"。"八议"的具体范围是："议亲"--皇亲，"议故"--皇帝的故旧，"议贤"--所谓有"大德"者，"议能"--有"大才艺"者，"议功"--有大功勋者，"议贵"--三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及有一品爵位者，"议勤"--有"大勤劳"者，"议宾"--前朝国君与贵族。《唐律．名例篇》开列"议、请、减、赎、当、免之法"。"议"适用于"八议范围以内的贵族官僚，规定这些人除犯"十恶"大罪外，流罪以下可减一等。死罪则根据其身分和犯罪情节，由有关官吏集议减罪，报请皇帝批准。"请"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以及五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减适用于七品以上官及应请者亲属，流罪以下可减一等。"赎"适用于九品以上官，及七品以上官的亲属，流刑以下可以钱听赎。"官当适用于一般官吏，可以其官员的等级抵罪。"免"也适用于一般官吏，徒、流刑可以免除官职抵罪。总之，唐律除"谋反"、"谋大逆"等"十恶"重罪之外，贵族官僚及其荫亲犯罪，几乎都可免受审判和刑罚。《大明律》则不然，只规定"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还规定，文武官员犯公罪，只有笞刑可以听赎。凡文官犯私罪，"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笞五十，解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杖一百者，罢职不叙。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其余所有法律特权，一概取消。和唐代相此，明代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地位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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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降低贵族官僚法律特权地位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明律相应地提高了劳动者的身分地位。在唐律中，奴婢、部曲、杂户、官户的地位均低于良人，明代已不存在与"良人"不同的部曲、杂户、官户等级，故明律未见有与此相应的条文。关于奴婢，《大明律》明确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禁止官民之家阉割役使"火者"，禁止将他人迷失子女、在逃子女卖为奴婢，禁止冒认良人为奴。洪武二十四年，明廷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唐律的《监主借官畜权》、《役使所监临》等条，都把官员役使借用奴婢与役使借用牲畜车船并列，《大明律》的有关条文，则只讲役使借用牲畜车船，而不言奴婢。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某些规定，《大明律》改为"雇工人"，但其法律地位高于部曲，如唐律规定雇主人殴死部曲，徒一年；故杀，徒一年半。《大明律》规定雇主殴死雇工人，徒三年；故杀，绞。唐律规定部曲杀、伤、殴打主人或其亲属者，处刑与奴婢同，即杀主，斩；过失杀主，绞；殴伤主之近亲，斩或绞。《大明律》则规定，"若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折伤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过失杀、伤者，各减本杀、伤罪二等。"唐律规定部曲骂詈、奸污、告发等干犯主人之罪，处刑与奴婢无大区别。《大明律》则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若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凡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女者，各斩"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从这些条文来看，雇工人奸家长妻、女与奴婢同罪，但骂詈及告发家长，处刑则较轻。另外，《大明律》对雇工人对家长有犯虽以"贱"论处。但对"良人"有犯则往往以"良人"论处。如"良贱相殴"的律条只规定奴婢殴良人的处刑标准，而未言雇工人殴良人如何处治，司法部门往往便以"良人相殴"的律条论处了。凡此种种，表明雇工人的身分地位是介于"良人"与"贱人"之间，而高于奴婢。至于佃户的身分地位，唐律没有明确的反映。这是因为现存的唐律修订于唐前期的永徽年问，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关系则是在唐后期实行两税法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宋、元两代，主佃之间的法律地位相差悬殊。宋律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元律规定，地主与佃户行主仆之礼，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便告了事。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的《正礼仪风俗诏》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行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则不拘主佃，概以亲属之礼行之。明制父辈叫"尊"，兄辈叫"长"。佃户与地主的关系，由仆主升为少长，佃户虽然仍被置于地主的封建宗法统治之下，但比之宋元，其身分地位毕竟有了提高。因此，《大明律》不仅取消了元律关于地主殴死佃户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了事的条文，还在《乡饮酒礼》的律条中规定，"凡乡党序齿及乡饮酒礼，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即"除乞丐外，其余但系老年，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也就是说，不管贫富，不论是地主还是佃客，一律按年龄的大小人坐，即便是贫穷的佃农，年龄大的就坐上席，再富有的地主，年龄小的也得坐在下席。《大明律》的《私役民夫抬轿》律条还规定："凡各衙门官吏，及出使人员，役使人民抬轿者，杖六十。有司应付者，减一等。若富豪之家，役使佃客抬轿者，罪亦如之。每名计一日，追给催工钱六十文。"奴婢、雇工人和佃农的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已有了相对的松弛。明律适应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关系以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相对松弛的社会现实，也相对减轻了触犯封建宗法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惩处。如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发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唐律定为绞罪，《大明律》定为徒罪；闻父母及夫丧匿不举哀，唐律定为流罪，《大明律》定为徒罪；家长为奴娶良人为妻及奴自娶，奴婢妄称良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