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

随着中央机构的改革，朱元璋又对地方机构的品秩作了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将布政使由正二品降为正三品，翌年布政使由一人增为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二十二年再定为俱秩从二品。洪武十三年将按察使由正三品降为正四品，不久又废除提刑按察使司的机构。第二年重新恢复按察司的建置，十六年改按察使为从三品，二十二年复定为正三品。

在改革地方、中央机构的过程中，朱元璋对官吏的回避制度作了适当调整。洪武十三年正月，将洪武初年所定的南北更调法改为三大区域互调之法，规定："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有司用之，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于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有司用之，广西、广东、福建之人亦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有司用之。"到洪武二十六年，这个三大区域互调制度已基本定型。万历《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除原籍，余俱各照例避贯铨法。"同年，经奏准，还规定户部的官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户部的吏员"不许用江浙、苏松人"(2)，"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洪武二十六年，还对司法监察官员的回避作出专门的规定。原先在洪武九年八月，朱元璋曾下诏："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还乡里。"此时又进一步规定："凡在京衙门及在外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县官吏，果有家属于犯极刑者，除缌麻(丧服名，用稍细熟布制成)疏远异姓亲属不准外，其小功以上亲例合回避。"小功以上亲包括斩衰(用至粗麻布制成，不缝边)亲、齐衰(用稍粗麻布制成，缝下边)亲、大功(用粗熟布制成)亲。凡有此范围的亲属犯罪、尤其是犯极刑罪的官吏，均应离职回避。同年，对巡按御史的出巡也定出回避的范围，规定"其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及按临之人设有仇嫌，并宜回避"，即不得到原籍及与自己有仇嫌者的地区出巡。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控制，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还仿照前朝的诏狱，设立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的前身是龙凤十年(1364年)设立的拱卫司，后改拱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辖中、左、右、前、后五卫亲军，下设仪鸾司。洪武十五年四月，罢府及司，设置锦衣卫指挥使司，秩从三品，十七年改为正三品。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以指挥使为长官，统领大汉将军、力士和校尉。大汉将军有一千五百零七人，是一支"自为一军"、"操练如制"的特务队伍。下设经历，掌文移出人；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依靠将军、力士和校尉等大批特务，四出侦伺臣民的活动，专干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即所谓"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在中国历史上，将特务组织正式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锦衣卫建立后，"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洪武二十年正月，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说："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令锦衣卫审之，欲先付其情耳，岂令其锻炼耶?而乃非法如是，这时，胡惟庸早已被族诛，受牵连的案犯多已被杀，镇压"不轨妖言"的任务告一段落，同时三法司机构也已渐次健全，他便"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又被族诛，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功臣宿将已被诛戮殆尽，六月他下令禁止再设诏狱，再次"申明锦衣卫鞫刑之禁；凡所逮者俱属法司理之"。

此外，朱元璋还对洪武三年实行的分封制度作了某些改革。分封制度是与中央集权的原则相违背的，洪武九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的上书，即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朱元璋拒绝接受，把叶伯巨抓起来，囚死狱中。洪武十一年正月，又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第十二子朱柏为湘王，第十三子朱桂为豫王(二十五年改封代王)，第十四子朱模为汉王(二十五年改封肃王)，第十五子朱植为卫王(二十五年改封辽王)；二十四年四月又封第十六子朱椭为庆王，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第十八子朱椴为岷王，第十九子朱穗为谷王，第二十子朱松为韩王，第二十一子朱模为沈王，第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第二十三子朱桎为唐王，第二十四子朱栋为郢王。二十五子朱楱为伊王。这样，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除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第二十六子朱楠早死未及封王，第九子朱杞又死于受封的次年，因无子嗣而被除封外，实际上分封了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共二十四个亲王。不过，朱元璋尽管坚持分封制度，但他还是根据强化中央集权的原则，对诸王的政治权力作了某些限制和削弱。洪武九年正月，在第一批亲王就藩之前，他下令取消了王府相、傅官的兼职。二月，重定王府官制，废除王傅府，只保留王相府，以左、右相和左、右傅为长官，文武各一人。寻又规定王府官员的职权仅限于王府的范围之内，不得干预地方事务，"毋出位以干有司，惟导王以从正道"。洪武十三年十月，又撤销王相府，将王相府下属的长史司由正七品升为正三品，置左、右长史各一人，职权仅限于"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焉"，诸如代亲王请名、请封、请婚、请恩泽以及替亲王起草陈谢、进献表启、书疏等。亲王对王府属官的选用、黜陟权力也受到限制。原来王府的文官及首领官，皆由亲王在"境内选用"，"生杀予夺，从王区处，朝廷毋得干预"。洪武十四年十月，朱元璋规定，王府官员任满黜陟，都须由他亲自定夺。诸王的权力因而大为削弱，不仅不能再干预地方的行政事务，不能自行选用王府的官员，而且他们自身的行动还受到皇帝任命的王府官员的监视。

但是，为了使诸王能起到镇抚地方、屏藩王室的作用，朱元璋在削弱诸王政治权力的同时，则继续加强诸王的军事权力。洪武初年分封诸王时，护卫军士人数并不很多，仅供侍从护卫而已。到洪武末年，各王府三护卫的建制已逐渐健全，"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封在内地的藩王，如开封的周王、武昌的楚王、青州的齐王、长沙的潭王、兖州的鲁王、成都的蜀王等，都拥有"护卫精卒万六千余人，牧马数千匹，亦皆部兵耀武，并列内郡"。另外，朱元璋还赋予诸王以监督地方守镇兵的权力。当时在王府所在地，除设护卫指挥使司，又设都指挥使司，都司的守镇兵上辖朝廷的五军都督府。朱元璋规定："都司乃朝廷方面，凡奉敕调兵，不启王知，不得辄行；有王令旨而无朝命，亦不擅发。如有密旨不令王知，亦须详审覆而行"，以便使都司和护卫司"彼此防闲"。北方塞王掌握的兵力更为雄厚，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而且军事指挥权也远较内地诸王要大得多，"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诛杀蓝玉和一批开国将领后，三月朱元璋又下令，山西属卫将校悉听晋王节制，北平属卫将校悉听燕王节制，"凡军中应有机务，一奏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于令"，"其各统所辖都司军马，凡军中赏罚，大者以闻，小者从宜处分"。其他塞王，也多受命兼理地方军务。后来颁行的《皇明祖训》更明确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如朝廷止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而无御宝文书与王者，守镇官急启王知，王遣使驰赴京师，直至御前闻奏。如有巧言阻当者，即是奸人，斩之毋惑"。还规定诸王有起兵帮助朝廷讨伐奸臣的权力："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这样，诸王不仅可以直接指挥护卫兵，而且还拥有指挥守镇兵的大权，从而肩负起监视和遏制边将武臣，抵御边患，讨伐奸恶，屏藩王室的责任。诸王也就由皇帝在地方上的政治代表演变成军事代表了。

随着分封制度的不断改革，朱元璋也对《祖训录》作了相应的修改。《祖训录》是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诏令中书省编撰的，于六年五月完成，"立为定法"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及分封制度的改革，相继作了几十次修订，至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命礼部颁天下诸司，名为《祖训条章》。闰九月，由于更定亲王岁赐禄米之数，又重定《祖训录》，名为《皇明祖训》，既而遣使召诸王至京，"以《皇明祖训》赐之"。尔后，《皇明祖训》还做过一些小的修订，到洪武二十九年十形成最后的定本。

经过改革和整顿，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唐、宋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一步。行政、军事、司法监察三大系统的机构，互相独立，三权分治又彼此钳制，最后均直接归皇帝指挥，全国最高决策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朱元璋对这种制度感到十分满意，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在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说："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九月，命礼部颁行《祖训条章》时，又特地规定："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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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明律》与御制《大诰》

朱元璋在加强封建统治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法律工具为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

朱元璋主张，刑罚应该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世轻世重"。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强调："治新国用轻典"。明朝建立前夕制定的吴元年律令，建国后制定的洪武七年、九年《大明律》，都根据他的这个旨意，贯彻"慎刑"、"用宽"的精神，以便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三部法典的定罪量刑一部比一部轻，尤其以洪武九年律为最轻。但是，就在洪武九年律编成的时候，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农民的反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