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早在灭金和灭宋的战争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就承袭女真统治者把金朝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分为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四个等级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全国各族人民按被征服的先后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指漠北各部落的人民，但乃蛮、汪古等部则划归色目。第二等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民，如回回人、西夏人、畏兀儿人、哈喇鲁人、康里人、钦察人、阿速人、阿尔浑人等，也包括来自西方的欧洲人(称发郎或拂郎人)。第三等汉人，大抵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较早被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除汉人外，还包括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渤海人等。第四等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利各不相等。蒙古人一切居上；色目人因被征服的时间较早，被利用来监视和统治被征服较晚的汉人、南人，位居第二；汉人和南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地位最为低下，也最受歧视，被蔑称为"汉儿"、"汉子"和"蛮子"。后来，元朝统治者始终坚持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把它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地位上，尽管元朝统治集团是由蒙古贵族和包括汉族地主在内的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但各级官署，"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朝的中央政权机构，以总理行政事务的中书省、掌握军事的枢密院和执掌监察的御史台最为重要。元世祖忽必烈在攻下南宋的过程中，虽曾任命少数汉人担任过执掌中书省实权的左右丞相，但自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建立之后，中央省、台、院的长官就不再让汉人染指。地方各行中书省的长官，一般也是任用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世臣，只有官员欠缺时才任用色目人和汉人。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的监治长官达鲁花赤，开始虽有个别汉人担任，但后来又规定汉人只能担任总管，不能再做达鲁花赤。就连农村的基层组织社甲，也规定要由北人充当甲主。当时人曾感慨地说："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一作跟脚，指成分、出身、家世、资历等)。其与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纠弹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

人仕的途径，四个等级也迥然不同。元朝人仕的一条主要警径是怯薛。怯薛是宫廷卫队，当时由宫廷卫队出身做官的人数7曼誓，而且升迁很快。但元朝政府规定，只有蒙古、色目人才有权充当怯薛。汉人、南人无权投充怯薛，只能从科举或学校出身做官。元朝前期科举一直没有恢复，到皇庆二年(1313年)始定科目车制，延占元年(1314年)才正式实行科举。但科举也有鲜明的民族歧视色彩。当时的汉人和南人，人数远比蒙古、色目人多，文化也高，元政府便对他们实行严格的限制。如汉人和南人的科举试题难，录取名额少，即使中举，授予的官职也低。学校的学生人数，兰警穗篓的不同规定不同的数额，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立国亍学，规定学生名额二百人，"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专亭。"学生的考试，也是蒙古人从宽，汉人最严，结业后，"蒙古授亭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所以，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字校出来做官的寥寥无几。

在法律地位上，四个等级也不平等。蒙古、色目人犯法，由专篁莩古贵族的大宗正处理，汉人、南人犯法则由刑部审治，品五痴妻母母需处重刑的要案，"必决于蒙古大臣"。元朝法律还规定，对蒙古、色目人处刑应翠金、南人轻如汉人、南人犯窃盗罪的要刺字，蒙古人有犯，"不辛刺字之例"；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打死汉人，只"断罚出征，并拿篓譬埋银(丧葬费)"，但汉人仅仅打伤蒙古人，就被"杀以基众"。更有甚者，元朝法律竟规定，"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送报，指立证见，于所在官司陈诉。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汉人连自卫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为了防止和镇压汉人、南人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在各地派驻大量军队。中原地区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镇守，江淮以南地区由汉军(由北方汉人组成)和新附军(向元朝投降的南宋军队)镇守，并杂以蒙古军。元廷还多次下令收缴民间的武器，就连铁尺、手挝和带铁刃的柱杖也在没收之列。马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禁止汉人、南人私有，三番五次下令搜刮马匹。此外，元政府还禁止汉人、南人习武、打猎、迎神赛会、夜间点灯，甚至连划龙舟、立市买卖都在禁止之列，惟恐汉人和南人聚众谋反。

除了野蛮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元朝统治者更对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进人中原地区以后，面对发达的封建经济，蒙古统治集团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统治方式，这就需要取得富有封建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合作，所以他们便对汉族地主采取宠络政策。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世祖在给南宋降臣高达的诏书中明确表示："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他不仅任命一些效忠于元朝的汉族官僚地主担任要职，而且赋予他们一些蒙古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这样，汉族地主便越来越多地投靠元朝。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元世祖"变易旧章"，"遵用汉法"，逐步推行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统治制度。随着"汉法"的采用，人居中原的蒙古贵族转而实行封建的剥削方式，迅速向封建地主转化。与此同时，许多在南宋已"家足恒产"的汉族地主，继续扩张其经济实力，"浸浸与拟封君者齐"。蒙、汉地主和各族的上层分子逐步合流，互相勾结，共同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就逐步上升，成为元朝的主要社会矛盾。

元朝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疯狂地掠夺土地。在刚进人中原地区时，蒙古贵族一度企图推行他们的游牧经济，曾大量圈占民田做为牧场，"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元世祖采用"汉法"后，禁止将民田改为牧场，但仍有部分北方民田被蒙古军队和王公贵族占为牧场。元朝统治者还侵夺大批耕地做为官田，其中既有金朝和南宋的官田，也有从老百姓手里强占的民田。这些官田，一部分由官府直接招佃耕种，一部分用作军队屯田，一部分作为官吏职田，还有很大部分则由皇帝赏赐给王公贵族和寺院道观。如元世祖赐撒吉思益都(今山东青州)田一千顷；元英宗赐拜住平江(治今江苏苏州)田一千顷；泰定帝赐殊祥寺田三百顷，大天源廷圣寺吉安、临江(治清江，今江西樟树西南临江镇)二路田一千顷。蒙古贵族、官僚和寺观头目并不满足于皇帝的大量赐田，他们还仗恃权势，自行兼并土地。如元英宗时，晋王也孙铁木儿仅归还朝廷的田地就有七千顷，未归还的肯定还多。元武宗时，大护国仁王寺占有大都(今北京)等处水田二万八千六百余顷，陆田三万四千四百余顷，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水田一万二千六百余顷，陆田二万九千八百余顷，还有大都等地的山林、河泊、柴苇、鱼竹等场二十九处，拥有佃户三万七千零五十九户。元仁宗时，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也多达二万顷。⑦⑦網⑦文⑦檔⑦下⑦載⑦與⑦在⑦線⑦閱⑦讀⑦

汉族地主阶级在改朝换代之后，也继续兼并土地，扩充家产。早期投靠蒙古的北方大地主，如大兴(今北京西南)史天泽、易州(今河北易县)张柔、真定(今河北正定)董俊诸家，受到元廷的特殊照顾，都挤进统治集团，拥有大量的田地。一批投降元朝的南宋官僚，也成了称霸一方的大地主。如范文虎在湖州南浔一带即占有大量肥沃的田地，生活极其豪华奢侈，死后在墓中还装进玉带、金冠、金花、金饰和各种金玉饰物等二百多件陪葬品。至于一般的汉族地主，也竞相勾结官府，兼并土地。江南一带受到战争的破坏较少，土地的兼并尤其严重，"豪右之家连阡亘陌，所收动计万石，有的地主役使二、三千的佃户，一年要收二、三十万石的地租，甚至"收谷岁至数百万斛"。松江(治华亭，今上海松江区)大地主曹梦炎占有湖田九十三围，共数百顷，"积粟百万，富甲一方"。福建崇安五十余户富豪仅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却占有全县耕地的六分之五，而占纳粮户九分之八的广大农民，却只占有六分之一的土地。就连元朝的统治者也承认："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

元王朝还向各族人民榨取沉重的赋役。元朝的赋税制度极为混乱、复杂，北方和南方很不一样。北方的赋税是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以来的各种临时规定加以统一而确定的，有"税粮"与"科差"之分。税粮也叫丁税，即人头税，最初是以户定税，每户原定科粟二石，不久增为四石。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起改为以丁定税，每丁科粟二石，驱丁、新户减半。这种按人头征收税粮的办法，比之于唐宋以来按田地征收税粮的两税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江南地区的赋税，税粮的征派沿袭南宋的两税制，分为秋粮和夏税，而以秋粮为主。秋粮输租，视各地田土的肥瘠分为二、三十等，普遍高出每亩三升这一数额。夏税输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科差则分为户钞和包银。此外，不论南北，在正额的税粮之外，元朝官府还要征收鼠耗、分例，北方"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江南民田税石，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除了上述正税，元朝还向百姓征收各种名目的杂税，如盐、茶、酒、醋、金、银、铜、铁、铅、矾、竹、木乃至山泽、河泊、煤炭、蒲苇、乳牛、鱼苗、日历等，几乎无物不税。赋税之外，还有徭役的征发。元政府将一部分人户拨出来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等。一般的农民，不再承担这些专业性的徭役，但必须按户等分摊专业户承担之外的各种徭役，称为"杂泛差役"。差役即职役，包括承担基层行政职事的里正、主首、坊正、隅正，为官府保管财物的仓官、库子等。杂泛通常指力役，随时根据需要而征发，如筑城、开河、运输、打造船只等。由于赋役负担的沉重，许多贫苦劳动人民，往往被逼得家破人亡。如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尚书省御史台即奏："济南路人户王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