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儿、朱文逊、王驸马等，保儿即平安，道舍即何文辉，柴舍即朱文刚，徐司马，金刚奴、也先、买驴、真童、泼儿、老儿、王驸马复姓后的姓名都已失传，朱文逊的小名也失传了。后来，这些义子长大成人，朱元璋便"命偕诸将分守诸路"。

就在当年的十一月，元右丞相脱脱统兵百万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

张士诚，小名九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他从小有膂力，会武艺，讲究义气，轻财好施。泰州濒海，海上有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和兄弟士义、士德、士信以驾船运盐为生，兼贩私盐。我国的盐从秦汉以来，就是官卖。官盐税重价高，有人就靠贩卖私盐赢利。贩卖私盐是犯法的事，经常遇到官兵的追捕。当地的富豪捉住张士诚兄弟贩卖私盐的把柄欺侮他们，有时买了他们的私盐不给钱。弓兵丘义更和张士诚兄弟作对，不时凌辱他们。张士诚愤怒不平，乘各地农民起义爆发之机，带领几个兄弟和李伯异、潘元明(又作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人，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杀死丘义和当地的富豪官吏，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子。当地盐丁苦于官役过重，怨恨官府，纷纷前来投奔，共推他为首领。张士诚带领起义群众，攻人旁郡盐场；行至丁溪，遭到地主刘子仁的"义兵"的阻击。张士义中矢死亡，张士诚等奋起击溃刘子仁，三月攻占泰州。

张士诚在泰州起义，既影响元朝的盐税和漕运收人，又与正在大江南北奋战的各支红巾军遥相呼应，对元朝的威胁极大。元廷命令淮南江北行省出兵镇压，遭到失败，便派高邮知府李齐前去诱降。张士诚一度答应投降，表示"愿受民职自效"，元淮南江北行省授他为万户。但当行省参知政事赵琏催逼他修治戈船，去攻打濠、泗的红巾军时，他怕吃亏，又起兵执杀赵琏，攻占兴化(今属江苏)，五月占领高邮。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自称减王，建国号大周，年号天{右。六月，攻占江北重镇扬州，切断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元代江南的经济远较北方发达，特别是江浙行省"财赋居天下十七"。据记载，江浙行省每年上交的税粮多达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几乎占到元政府岁入粮数一千二百一十一万四千零八石的四成；上交商税二十六万九千零二十七锭多，也居各行省之首。所以当时人说："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而已!"从江南征收的岁贡和税粮，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和海道往北调发的，大运河一被切断，江南的岁贡和税粮都有断绝的危险。元顺帝惊恐不已，九月派脱脱率领诸王、各省军马及西域、西番兵、高丽兵，去高邮镇压张士诚。南方许多地主武装，也纷纷出动，积极参与这次围剿。如浙东地主戴国彬即"率子弟，携义旅，不惮海道，从事金革。舳舻之供，鞋橐之需，皆所自给"。脱脱统领百万兵至高邮，日事攻击，矢石如注，在城外大败张士诚军，遂分兵西围六合。不少地主武装也加人这次围剿，"近报大军屯六合，义兵日日点行频"。当时，六合在赵均用、孙德崖队伍手里，他们眼看抵挡不住，就派同朱元璋熟悉的人在半夜赶到滁州求救。郭子兴与赵均用、孙德崖等人有矛盾，拒不发兵。朱元璋认为"雄虽异处，势同一家"，而且六合与滁州唇齿相依，六合在滁州东南，是滁州的屏障，不能不救，说："六合被围，无救必毙；六合既毙，次将及滁。岂可以小憾而弃大事?"在朱元璋的劝说下，郭子兴才决定派将领带兵去救六合。但诸将慑于百万元兵的威势，都借口"祷神不吉"，推辞不去。郭子兴只好找朱元璋，要他领兵出救，并叫他先求神卜个凶吉。朱元璋欣然接受，说："事之可否，当断之于心，何必祷也!"

朱元璋带兵来到六合，与耿再成共守瓦梁垒。元兵排山倒海般冲杀过来，朱元璋率兵拼死抵抗。激战了几天，朱元璋感到众寡难敌，死守不是办法，必须改用计谋，才有可能摆脱险境。他把队伍全部撤进堡垒，收拾好粮食，再叫全城的妇女站到城门前，戟手大骂。元兵相视愕然，不知出了什么事，谁也不敢逼近。全城的人马乘机列队而出，牛畜和妇女走在前头，青壮男子殿后，有条不紊地往西撤退。等他们撤到滁州，元兵方知上当，赶忙策马追击。耿再成带兵迎战，中途佯装败逃，把他们引入一条山涧。元兵不知是计，被山涧西侧的伏兵打个措手不及，慌忙下马逃命。滁州城中的守军鼓噪而出，乘胜追击，与伏兵两面夹攻，缴获了许多马匹。朱元璋担心元兵人多势众，会再增兵来攻，又命地方父老携带牛酒，把缴获的马匹送还元军将领，说城中全是良民，所以举兵结聚，是为了备御"他盗"，希望将军抚存百姓，不加攻杀，而并力去攻高邮，大家情愿为大军提供军需给养。元军将领信以为真，对部下说：看来他们真是良民，如果不是良民，岂能送还马匹呢?于是下令引兵他去。

郭子兴眼光短浅，没有远大斗争目标，见元兵撤退，就想在滁州称王。朱元璋担心他称了王，树大招风，会再引起元军的进攻，而滁州的经济、地理条件又不太好，不是个长期立足之地，便出面劝阻："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称王的事不了了之。

滁州虽然保住了，但朱元璋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因为百万元兵还在高邮，对他仍然是个极大的威胁。更严重的是，全国几支主要的农民军这时都相继遭到挫折，起义转人低潮，形势变得非常严峻。

各地的起义军之所以相继遭到挫折，这同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态度是分不开的。在元末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是制约和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红巾军初起时，虽然由于农民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仅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和"复宋"的口号相号召，没有提出鲜明的阶级斗争口号。即便如此，在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元朝统治者的同时，也还是对地主阶级进行严厉的打击。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有的起义军进一步提出鲜明的阶级斗争口号。据记载，至正十二年二月，徐寿辉领导的南方红巾军攻人湖北，迭克江西诸郡。四月，江西宜黄涂乙、涂佑与新城(今江西黎)童远率领一支红巾军，在福建建宁应必达的配合下，袭据建宁，继破泰宁，乘虚攻占邵武。他们打着红巾军的红旗，拿着徐寿辉政权的文告，"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田亡从逆。"这个口号进一步发展宋代农民起义的"均贫富"口号，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求摧毁富家豪族的愿望，受到当地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旬问众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人山谷搜劫，无获免者"。其他地方的起义农民，也是"见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杀其人"，对封建制度发动猛烈的冲击。例如，徽州的起义农民，冲进一个吴姓地主家里，宣布："金珠，我有也；牛羊，我有也；谷粟，我有也!"吓得这个地主扔下家产逃亡。江西建昌的起义农民，捉拿剥削他们的地主，警告说："田地尽与我则生!"迫使地主乖乖地交出了土地。就连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仆，也对欺压他们的主人展开英勇的斗争。江西永新小乌坑的奴仆温同等九人，乘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机，杀主人汤德新一家。汤德新的孙子恭者带伤逃窜，衙告状，州官怕事态扩大，会激起其他奴仆的反抗，置之不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使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引起他们的刻骨仇恨。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财产和特权地位，各地的地主富豪，包括那些和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元王朝存在种种矛盾的江南地主，便站到朝廷一边，"嚼齿骂贼，誓不俱生"。他们或者为元军献粮献策，或者聚众结寨自保，或者组织地主武装"义兵"，与农民军对抗。元廷看到"世袭官军，善战者少"，对这些地主武装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规定"义兵"镇压起义有功者担任军职，战事结束后授以民职，并在各地设立管领"义兵"的官员，以为节制。早在刘福通发动农民大起义之前，元廷曾在湖广平乐、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武冈、靖州等地设置"义兵"千户所。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又于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在江西设义兵千户所。第二年二月，在河南、淮南两省并设义兵万户府，五月又设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

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元朝军队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下半年起，对农民起义军展开疯狂的反扑。各地农民起义军缺乏斗争经验，他们既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彼此又不协同，各自为战，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至正十二年七月，南方红巾军的杰出领袖彭莹玉在杭州战败，被俘牺牲。十一月，另一重要的战将项普略也在徽州被擒就义。南方红巾军被迫退出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到至正十三年底，天完都城蕲水又被元军攻破，徐寿辉率部逃人黄梅山和沔阳湖中。与此同时，徐州的芝麻李在至正九月陷于失败，王权的北琐红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军也在至正十三、十四年相继遭到镇压。由于芝麻李和王权、孟海马的败殁，北方红巾军的两翼失去屏障，加上河南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又袭破罗山，进驻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更使北方红巾军的发展遭到严重阻碍。到至正十四年，刘福通被迫采取守势，北方红巾军的活动也停顿下来，斗争暂时转人低潮。

不过，这种沉寂的状态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反动势力虽然得逞于一时，但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在继续发展。在这段时间里，各地的自然灾害连续不断。至正十二年六月，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发生水旱虫蝗，饥民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第二年六月到八月，全国又久旱不雨。十四年四月，汾州介休县发生地震，江西、湖广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瘟疫；五月。蓟州发生雹灾；七月，潞州襄垣县发生风灾，"大风拔木偃禾"，汾州孝义县发生地震；当年，京师还发生大饥荒，加上疫疠流行，"民有父子相食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千百万群众，对元朝统治者的仇恨情绪更加高涨，这就为斗争縞潮的到来创造条件。至正十四年底，元兵在高邮溃败，暂时的沉寂状态便被打破了。!!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脱脱围攻高邮一个多月，遭到张士诚的坚决抵抗。后来，元兵攻破外城，张士诚眼看坚持不住，"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城外的元军突然乱哄哄地闹成一团，张士诚打开城门，纵兵出击，大获全胜。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脱脱被罢官的结果。

脱脱是中书右丞相伯颜的侄子。伯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