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一心想把太子培养成一个能干的接班人，以维持和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

朱元璋平时对皇太子和诸王管教很严，稍有过失，即痛加训诫。二子秦王就藩西安后，见王府宫殿用的是碧瓦盖顶，嫌不够威风，以"异帝制"为由，对负责建造王宫的长兴侯耿炳文大发脾气。后来，又"市人浙江"。他还在咸阳、兴平、武功、扶风等县牧马数千匹，扰害百姓。并散钞令护卫士卒和陕西属县里甲买金，导致无籍之徙乘机抢劫往来官军及士庶妇女，"但有首肴之数即攘夺之"。清明时节，还令内侍到城内外的千秋架寻访美女，"访其姓名，即娶人宫，如意则留之，否则杀之"。他甚至"僭造龙衣龙床"。朱元璋闻讯严加切责，洪武二十四年还把他召还京师，经皇太子说情，第二年才放回封国。洪武二十八年病死，朱元璋追谥为"憨"，赐谥册日："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日愍。"子晋王秉性骄纵，就藩太原，途中鞭打厨子徐兴祖。徐兴祖过去曾长期侍候过朱元璋，朱元璋写了一通敕书给晋王，说："吾率群雄平祸乱，不事姑息，姑息独徐兴祖--为吾膳夫二十三年矣，小子识哉!"后来，晋王在藩多不法，有人告他图谋不轨，朱元璋大怒，要杀他，经皇太子"为涕泣请"，才免于死。此后他幡然悔悟，谨守法度，"待官属皆以礼，更以恭慎闻"，重新得到朱元璋的喜爱和器重。十子鲁王好文礼士，善作诗歌，但嗜服金石药以求长生，毒发伤目，又"尝建一苑城外，与妃出宿"，生活放荡不羁。朱元璋很讨厌他，洪武二十二年鲁王死，亲定其谥号为"荒"。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曾将历代藩王及其子周、齐、潭、鲁诸王的不法行为，辑成《御制纪非录》一书，颁赐诸王，令其"朝暮熟读，以革前非，早回天意"。由于注意教育，好几个儿子成年后，都颇为能干。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和四子燕王武艺都很高强，洪武二十六年后元勋宿将屠戮殆尽，北方的防务便由他们来承担。其他几个封在北方边塞的小王，也经常领兵跟随他们巡视斥堠，校猎沙漠。五子周王则爱好文学，能词赋，又喜欢研究植物，曾选择可以救饥的草类四百余种，画为图谱，并加疏解，名为《救荒本草》。十七子宁王对文学和音乐颇有研究，曾著《通鉴博论》二卷、《汉唐秘史》二卷、《史断》一卷、《文谱》八卷、《诗谱》一卷、《太古遗音》一卷、《琴阮启蒙》一卷，还有《茶谱》等著述数十种，"经、子、九流、星历、医卜、黄冶诸术皆具"。其他如八子潭王"英敏好学，善属文"，十子鲁王"好文礼士，善诗歌"，十一子蜀王"博综典籍"，曾被朱元璋呼为"蜀秀才"，十六子庆王"好学有文"，在文学上也有相当造诣。十二子湘王既好文又喜武，文武全才。他性嗜学，常读书到半夜，领兵出征也携带大批图书，随时阅读。曾开景元阁，招纳文士，日夜校雠，志在经国。又喜谈兵，膂力过人，善用弓矢刀槊，驰马若飞。当然，也有几个王子很不成器。如十三子代王，为人残忍粗暴，在建文朝被废为庶人。永乐元年(1403年)复爵，继续胡作非为，受到明成祖朱棣的警告："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但他秉性难移，到晚年还经常和几个儿子穿着窄衣，戴着秃帽，在街市中袖锤斧杀人。十九子谷王，永乐时"居国横甚"，夺民田，侵公税，随意杀人，长史虞廷纲几次劝谏，被诬陷致死，后以谋叛被废。二十五子伊王，永乐时就藩洛阳，时常挟弹露剑，驰逐郊外，百姓躲避不及，即被击杀。他还常把男女平民的衣服剥个精光，借以取乐。

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过上优裕的生活，朱元璋规定诸王、公主的俸禄由朝廷支给。明制，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嫡长孙立为世孙，其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为长孙，其余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封奉国将军，四世孙封镇国中尉，五世孙封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封奉国中尉。皇女封公主，夫婿号驸马都尉，亲王女封郡主，郡王女封县主，孙女封郡君，曾孙女封县君，玄孙女封乡君，她们的夫婿皆号仪宾。这些宗藩，"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洪武九年二月规定：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干贯；公主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一千五百石，并给钞二千贯；亲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亲王女已受封郡主及已嫁，米千石，钞一千四百贯；郡王诸子年及十五，各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到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因为"子孙众盛"，"俸给弥广"，朱元璋决定"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户部重新规定：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并规定："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这一规定虽然将亲王、郡王的俸禄减少了几倍，仍远远高于大臣的岁俸，比如一个亲王的岁禄就接近于十个一品官员岁俸的总和，一个郡王的岁禄也相当于两个正一品官员岁俸的总和。而且将原先规定郡王之子的镇国将军拨赐田六十顷作为其子子孙孙(包括辅国、奉国将军及镇国、辅国、奉国中尉、县主、郡君、乡君及其仪宾)的"永业"，改为自镇国将军至乡君及仪宾每年各支付一千石至二百石的俸禄，也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支出，因为郡王之子即镇国将军每人岁禄一千石，已大致相当于六十顷田所收的租税，可是郡王之子以下还有数不清的将军、中尉、县主和仪宾等人。后来，宗室的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和永乐年问的"高煦之叛"以后，朝廷为防止宗藩作乱，对诸藩严加管束，"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宗室在政治上没有发展的机会，"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又不许从事士农工商诸业，于是便尽量多娶妻妾，多生子女，以增加禄赐。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山西巡抚杨澄等奏言：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据王世贞推测，大约每隔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洪武年间"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随着宗室人数的激增，禄米的支出也越来越多，成为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以嘉靖三十二年为例，"计天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处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视输京师之数，不啻倍之"。就以上一年全国田赋收入米麦共二千二百八十五万多石计，禄米支出一项需用去三分之一强。就一省而论，财政收入的逆差更为悬殊，"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宗室禄米该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即无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一。朝廷无法支付庞大的禄米，只得下令禁革宗室子孙纳妾和收养异姓，诏谕诸王自动削减禄米，或者改粮折钞，或者减半支付甚至三七支付。宗室为了增加收入，则在各地拼命兼并土地，鱼肉人民，弄得百姓"不胜痛苦，且揭竿思逞"。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朝廷只好"开宗室之禁"，允许宗室子弟人学应试，除授官职。但这一改革，对解决宗室的禄给和出路问题并没有能起多大作用。朝廷仍然无法按时支付大批宗室的禄米，往往长期拖欠，许多宗室衣食无着，"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非为"，有的甚至宁肯故意犯罪，希望能被关进凤阳的宗室监狱，以便弄到一口饭吃，免得挨饿受冻。不久，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这一大批寄生虫和社会渣滓终于为起义的烈火所埋葬。

第四节老皇帝之死与"靖难之役"

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过的是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二十五岁参加起义，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经历了十几年的战斗，到就帝位时已是个四十一岁的中年人了。此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处理国事，夜以继日，很少有娱乐和休息。朱元璋原本喜欢平话、词曲和戏曲，登基之后曾命"乐人话平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听说昆腔曲词细腻宛转，非常好听，在接见昆山的百岁老人周寿谊时，就问会不会唱昆腔，周寿谊说不会唱昆腔，但善吴歌，随即唱道："月子弯弯照九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朱元璋听得津津有味，鼓掌叫好，"命赏酒饭罢归"。温州瑞安戏曲作家高明，在元末创作传奇《琵琶记》。朱元璋"微时尝奇此戏"，登基后派人往召高明。高明"以疾辞"，使臣"以《记》上进"，他读后誉为"珍羞之属"。但是，这种娱乐活动毕竟很少。他始终克制自己，"无优伶蛰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一心扑在政务上，希望能够实现天下大治，使他的后代子孙长坐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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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朱元璋的励精图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他晚年，不仅已基本完成全国的统一，把元朝的残余势力压缩到漠北草原，不再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在北部边陲和东南沿海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有力地抵御北元的骚扰和倭寇的侵掠。与此同时，明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也已大体齐备，整肃吏治的斗争达到縞潮，朱元璋心目中的异已力量已被基本清除，一批欺凌小民、武断乡典的豪强势族已被消灭，社会日渐趋于稳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成绩更是突出，洪武二十六年公布的全国耕地面积达百五十万余顷，全国的田赋收入仅米麦一项即多达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比元朝岁入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余石增加了近两倍。许多府县也因税粮收入的大量增加，而不断升格。社会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的财富日显充足。

看到追求天下大治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朱元璋感到无限喜慰。洪武二十七年，他"以海内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