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所，估计约有驻军四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戍卒是被籍为军的沿海居民，因而也极富战斗力。

第三，大造战船，加强水师建设。倭寇是从海上入侵的，对付倭寇，除了靠陆地的防御，更重要的要靠水军出海追击剿捕，这就需要大批战船。因此，朱元璋很重视战船的制造。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已拥有一支装配大量战船的水军。明朝建立后，他又下令在京师南边的新江口造船四百，用以巡捕"盗贼"、私盐，兼防倭寇。洪武三年七月，又诏置直辖水军等二十四卫(占到京师四十八卫的半数)，每卫置战船五十艘，平时以军士三百五十人保养修理船只，遇到敌人来犯则征调其他卫所军队上船出海作战。洪武五年八月，由于沿海州县屡遭寇掠，官军常因缺乏船只，不能出海追击，诏命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十一月又下诏改造多橹快船。这时，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卫五所共五十只，每船设旗军一百名。洪武六年，据德庆侯廖永忠的建议，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增置多橹快船。八年，命靖宁侯叶畀巡行温、台、福、兴、漳、泉、潮州等卫，督造防倭海船。十七年八月，命荥阳侯郑遇春、东川侯胡海"督金吾等卫造海舟一百八十艘"。二十年闰六月，敕谕"福建造海舟百，广东倍之"。二十三年，采纳卫卒陈仁的建议，造苏州太仓卫海舟，同年四月又"诏滨海卫所每百户(所)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按照每百户所置海船二艘的规定计算，每卫当有海船一百艘，沿海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守御千户所拥有七千五百八十艘海船，力上百个左右的巡检司拥有四百艘左右的海船，这样合共拥有近八千艘海船。有了大批海船的装备，卫所水军如虎添翼，力量大为增强，不仅可以随时追击入犯的倭寇，而且可以定期出海巡逻，严密监视海上的动静，直接拦截人犯大陆的倭船。各地卫所的水军建立后，便取代直辖水军担负起海上巡逻任务。当时倭寇一般从萨摩(今日本九州南部)或五岛等地开洋，其侵扰行动受风向和潮汛的影响较大，"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后，前乎此，风候不常，届期方有东北风多，过五月，风自南来，倭不知于行矣。重阳后，风亦有东北者，过十月，风自西来，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根据倭寇多在春夏之季来犯的特点，沿海卫所发舟师出哨，一般都是"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出海，迄秋乃还"。一旦在海上发现倭船，立即跟踪追剿，把他们围歼于大海之中，从而大大减少了倭寇对大陆的骚扰。

第四，建立赏罚制度，鼓励将士奋勇杀敌。朱元璋根据自己多年治军的经验，深知严明赏罚是克敌致胜的一个重要手段。凡是在对倭寇作战时表现勇敢、歼敌立功的，他都给于重奖。管军百户王铭戍守太仓，捕斩倭寇千余人，赏赐金币。亲军指挥使、毛麒之子毛骧，往浙东剿捕倭寇，斩获甚多，擢为都督佥事。福建卫都指挥副使张赫，"在海上久，所捕倭不可胜计。最后追寇至琉球大洋，与战，擒其魁十八人，斩首数十级，获倭船十余艘，收弓刀器械无算。帝伟赫功，命掌都指挥印。寻调兴化卫。召还，擢大都督府佥事"。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在洪武二年四月率官军出海，大败倭寇，捉到九十二名俘虏，缴获许多兵器和倭船，诏升指挥副使，其他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赏给绮罗五千匹、银二千五百六十九两，战死、溺死者加赐钱、布、米。相反，凡是懦弱怯战、临阵逃脱者，则给予严厉的处罚。洪武二十年七月，倭寇侵扰台州，杀掠居民，台州卫指挥同知陈亮没有发现，倭寇饱掠而去后，又不追捕，朱元璋怒日："朕设兵卫，所以保民也。今亮坐视民患而不能救，将焉用之?"下令削其官职，谪戍金齿。洪武二十六年匹#，福建镇海卫千户黎曼带领舟师四百人巡海，至潮州南埃突然与倭贼遭遇，未及交战，他即同百户毛荣引兵逃遁，只有百户韩观率领四十多名士卒同倭寇展开激战，寡不敌众，力尽而死。朱元璋下令"录观等功，曼等以军法伏诛"。后来在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明廷总结以往的经验，正式订出《擒获倭贼升赏格》，明确规定："凡各卫指挥获倭船一艘及贼者，佥事升同知，同知升指挥使，乃赏白金五十蔼、钞五十锭；千户擒获者升指挥佥事，百户擒获者升千户，其赏俱与指挥同；在船军士能生擒及杀获倭贼一人者，赏白金五十两。将校军士与倭贼陆地交战，能生擒或杀获一人者，赏白金二十两、镑中键。"出乎赏罚严明，明初沿海卫所的军队不仅严守纪律，令行禁止，而且斗志旺盛，战斗力极强。

在加强海防的同时，朱元璋还施行海禁。与海禁政策相联系，朱元璋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将沿海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以防止内部奸民私通倭寇。如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滨海的岛屿，"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公和)奉敕行海，惧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福建、广东沿海和澎湖三十六个岛屿的居民也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悉数内迁，"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如当年六月，即"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洪武年间，朱元璋面对东南沿海的倭患，大力加强海防建设，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措施得力，明王朝在万里海岸线上，建立了一个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系统。北起辽东，南到广东，卫所城寨遥相呼应，墩堡烽堠星罗棋布，陆上有重兵把守，海上有舟师巡哨，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边长城。在这堵铜城铁壁之前，入犯的倭寇碰得头玻血流，许多倭船未及靠岸，就遭到明朝舟师的追剿围击，而葬身于汪洋大海之中。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朱元璋得到倭寇人海骚扰的警报，诏以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于显为副，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的直辖水军出海巡捕，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漳、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吴祯、于显率各卫舟师"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此后，倭寇便很少来犯，沿海的倭患渐趋平息。洪武二十五年，日本的北朝统一南朝，南朝的封建武士、政客、浪人又纷纷流落海上，勾结海盗商人，寇掠中国沿海，倭寇之祸于是复炽。朱元璋先是命都督杨文节制沿海诸军，以备御之。洪武十七年兰月，又命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往浙江训练沿海军士，加强防御。五月，改命杨文率舟师镇守太仓。八月，又命吴杰及永定侯张铨等率领退休武臣，到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军，备御倭寇。此时沿海卫所已次第建立，沿海卫所的水军便取代直辖水军承担起海上巡逻任务。由于卫所水军不集中，无力追敌子琉球大洋，因而逐渐出现以岸防为主代替以海防为主的趋势。但是，由于明朝国力强盛，海防稳固，倭寇的侵扰始终没有酿成大患。这就保障了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明王朝的巩固。

朱元璋的海防措施产生良好的积极作用，然而其海禁政策却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因为这种海禁政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止私人的海外贸易，中外的经济交流就只剩卞官方的贡赐贸易一条狭小的渠道，而且对入贡的次数和路线都作出种种限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就告诉高丽使者说："见海上难过，有许多艰难，与恁船只脚力，教恁官人每(们)往登州过海，三个日头过的，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禁)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恁如海里来的廉干好秀才吏员，著小船上送将来，我便答应，不要贪的来。今后其余的海里，不要通连。"洪武七年九月，明政府干脆取消掌管番货海舶征榷贸易的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以"海外诸夷多诈"为由，下令停止外国人贡，"唯琉球、真腊、暹罗许人贡"。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明朝的对外关系和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外国商人既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取得中国的各种产品，就采取非法的海盗手段，"多遁居海岛"，勾结中国逃民，进行走私和寇掠活动，从而增加中国御倭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此其一。其二，海禁政策以中国臣民为主要的对象，不仅禁止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有时甚至违背明政府自己所规定的"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军不许扰害"的法律条文，禁止下海捕鱼，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时，即"禁民人海捕鱼"。东南的江、浙、闽、粤地区，自宋元以来商品经济非常活跃，海外贸易素称发达。而滨海地区，田尽斥卤，人口稠密，居民又多依赖海外贸易或下海捕鱼为生。海禁一施行，他们"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纵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响导以人。"迁界措施的推行，更给沿海岛屿的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沿海许多居民为生活所迫，往往亡命海上。举兵反抗；有些人则常从倭为寇，勾引倭贼人寇。因此，这种海禁政策虽然是与海防措施相表里，但并没有能起到加强海防的作用，相反地却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海防的巩固。其三，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长期为他的继承者所承袭，使明朝民间的海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压制，在与受到优惠待遇的外国商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结果不仅极大地限制本国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向手工制造业资本的转化，而且影响到手工业的发展，使微弱的手工业资本难以较快地大量积累起来，从而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第十五章 个人爱好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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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勤奋好学，喜弄翰墨

朱元璋小时候只上过几个月私塾，没有多少文化。后来，他曾回忆说："朕于幼时，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学业，故兄弟力田于畎亩之间，更人缁流，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淮西的游历，使朱元璋的眼界大开，至正八年(1348年)返回於皇寺后，"始知立志勤学"。参加起义后，李善长、冯国用、陶安、夏煜、朱升、宋濂、刘基等儒士前来投奔，他们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帮他分析形势，出谋划策，朱元璋这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原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古人治国平天下的计策及经验教训都写在书本上，不读书，就无法吸收借鉴。于是，他更加发奋学习，"时乃寻儒问道"，"日攻询访，博采志人"。每到一处，就设法招揽儒士，留置幕府，朝夕相处，讲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