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阻挠。他写了封信给怀良亲王，怀良亲王怀疑赵秩是元朝忽必烈遣赴日本的使者赵良弼的后裔，说：我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仰慕中国。但元朝与我国都是平等的国家，却要我们臣服于它。我先王不服，元朝便派姓赵的使者，用好话哄骗我们，他的话还没说完，元朝的十万水军已陈兵我国海岸。幸赖上天保佑，雷鸣电闪，波涛汹涌，元军一时尽皆覆没。现今新天子就位，派来的使臣也姓赵，岂非元朝使臣的后裔?莫不是也将用好话哄我，暗地里却派兵来进攻我们?怀良亲王说毕，用眼色示意左右武将，让他们动手刺杀赵秩。赵秩面无惧色，镇定自若地说：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元朝可比，我也不是元朝使臣的后裔。要杀，就杀吧!怀良亲王被赵秩的话镇住了，只得离座下堂，延请赵秩，设宴款待。接着，派遣僧人祖来向朱元璋"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并送还明、台二郡被倭寇掳掠去的人七十余人。祖来一行于洪武四年十月到达明朝首都南京，朱元璋很高兴，设宴款待，赏赐礼品。

当时，为了解决倭患问题，朱元璋急于了解日本的情况。他曾在奉天殿召见南京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向他打听过日本的国情。现在，他又向祖来询问日本的国事，终于得知日本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权，北朝的实力大于南朝；而怀良亲王也不是国王。亲王之外，北朝的京都还有个天皇(南朝的后醍醐天皇此时已死)。南朝的怀良亲王既然不愿与明朝合作、制止倭寇对中国的侵扰，朱元璋就想直接同北朝的天皇交涉。但中国的使者去北朝必须通过南朝的辖境，为了避免南朝的阻挠，他决定利用日本君臣奉佛敬僧的习俗，以护送祖来返日为名，派明州天宁寺祖阐法师、南京瓦官寺无逸等八人出使日本。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祖阐、无逸等八人以日本僧人椿庭海寿、权中巽为通事，自明州乘船出发，五天后航抵日本肥前(今佐贺和长崎县一带)之五岛，再前往博多(今日本福冈)。南朝见他们都是僧侣，连翻译也是日本的留学僧，放他们北上京都。他们在京都与室町幕府作了交涉，两个月后再到南朝，向怀良亲王送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礼品。怀良亲王对他们的北朝之行本来就心怀不满，要求祖阐法师留下来住持天龙寺。祖阐推说没有明朝皇帝的命令，严辞拒绝，他便下令把祖阐等人拘留起来。两年之后，他们才获释回到南京。

第二、三次遣使交涉又无结果，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有增无减。洪武三年(1370年)，入寇山东，转掠浙江温、台、明州滨海之地，并寇扰福建沿海郡县。翌年，人寇山东胶州和广东海晏、下川、大儋、丈持等地。五年，入寇江苏海盐、澉浦、苏州、松江，浙江温州、台州、明州，并寇掠福建海上诸郡，仅七月间入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即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六年，入寇山东即墨、诸城、登州、莱州和浙江海滨。七年，再寇山东胶州、江苏海州及浙江沿海各地。

此后一段时间，怀良亲王未再与明朝交往。有些地方的封建主想得到明朝优厚的赐赉，曾派人人明朝贡，因"无表"或"无国王之命"，都遭到明朝拒绝。后来，因为倭寇频繁寇掠，朱元璋令中书省给征西府送去一份通谍，严加谴责。洪武九年(1377年)怀良亲王派遣僧人廷用文琏入贡，表示谢罪，但表词毫无诚意，朱元璋"降诏戒谕"。洪武十二年、十三年，他又先后两次遣使人贡。十三年的贡使未带表文，只带了一封征夷大将军足利义瞒给明朝丞相的书信，书辞倨傲。朱元璋复"却其贡，遣使赍诏谯让"。洪武十四年，怀良亲王再派僧人如瑶入贡，朱元璋再次拒绝，并命礼部以书责之，文日：

大明礼部尚书致意日本国王。王居沧溟之中，传世长久，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王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拘隙之源乎?怀良亲王接到明朝礼部的书信，作表答覆，表示要用武力同中国抗衡，态度极为骄横。表文写道：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

朱元璋见到这个表文，极为生气，但鉴于元朝对日本用兵失败的教训和明朝内部的形势，没有对日动武。李文忠曾"谏帝征：本"，被他严词拒绝了。

后来，征西府还派廷用文琏、如瑶等人人明朝贡。朱元璋看到征西府既无同明朝交往的诚意，也不想制止倭寇的劫掠而自闭财源，屡却其贡，并决定同日本断交。当时，出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朱元璋正利用胡惟庸案诛杀开国功臣。为此，除原先的谋反罪，洪武十九年十月朱元璋又给胡惟庸加上了一条私通日本的新罪状。在当年十二月颁布的《大诰三编》中，他说胡惟庸曾与明州卫指挥林贤密谋，授意林贤犯罪，然后将其贬到日本，与征西府进行勾结。过了三年，又派人将林贤取回，乘机借口本兵假作进贡来朝，助胡惟庸作乱。如瑶果然以日本使者身分，以进贡为名，带领四百名倭兵前来中国，但他们到达时，胡惟庸早已案发被杀了。有关林贤勾结口本、如瑶人贡事件，史书的记载歧疑迭出，不甚可靠。朱元璋却借助这个事件，扩大对淮西勋旧的诛杀，并断绝同日本的往来，"专以海防为务"。从此，双方的贡赐便告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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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海防历来非常重视。从洪武初年，他即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开始着手部署，并于洪武六年三月。命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朱寿为副总兵官，"出海巡倭"。对口断交后，他更加重视海防的建设。

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广建卫所，广修城池。早在洪武元年，他就令朱亮祖镇守广东，在要害地区设置卫所。在浙江、福建滨海地区如温州、太仓、漳州，也开始设卫备倭。后来，因为遣使与口本交涉不得要领，倭患日见猖撅，洪武三年又接受李文忠的建议，在浙江设钱塘、海宁、杭州、严州(后改为守御千户所)、崇德(后废)、德清(后废)、金华(后改为守御千户所)七卫及衢州守御千户所，派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三名军队戍守。此后，在浙江迭增新的卫所，并在辽东、山东、福建等滨海地区陆续建置卫所。洪武十七年正月，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山东海道，防备倭寇袭扰。洪武十九年正月，又命汤和与方鸣谦备倭海上，"和乃度地浙东西，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明年，闽中并海城工峻"。洪武二十年二月，又在江浙沿海设立定海、磐石、金乡、海门、临山、金山诸卫和一批千户所。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去福建，将原来设在不是要害地区的军卫移置要害之地。周德兴"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洪武二十一年，命汤和巡视闽粤，置福建沿海五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五年，因宁海、莱卫东临大海，涂岸迂远，难于防守，根据山东都指挥使周房的建议，择莱州要害之处设立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并在宁海卫署立五总寨，用以备倭。在洪武年间，在沿海地区设置的卫所大致有：辽东八个卫、一个守御千户所，北直隶一个卫，山东十个卫、五个守御千户所，南直隶(含沿江)九个卫、十个守御千户所，浙江十一个卫、三十个守御千户所，福建十一个卫、十三个守御千户所，广东八个卫、二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合共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守御千户所。此外，还有二百个左右的巡检司和一千多个城池、寨堡、烽堠、墩台等。它们星罗棋布地遍置于一万四千多里《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国榷）卷八；《明通鉴）卷九。《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明太祖实录）卷0。《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明史）卷九一，《兵志）。《明太祖实录）卷二。据《明太祖实录）、《明史）、《读史方舆纪要)及有关方志记载的资料统计。参的海防前线，点面结合，彼此呼应，对防御和打击倭寇的侵扰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二，籍张、方日部及沿海之民为兵，增强沿海卫所的兵力。沿海的卫所建立以后，需要派兵戍守。当时，全国的统一战争还在进行，特别是北元的威胁还很严重，不可能从北方及其他地区抽出大量兵力来补充沿海的卫所。而且，从外地调来的士卒，既不适应沿海潮湿的生活环境，也不长于水战，难以胜任御倭防寇的任务。因此，朱元璋首先是收集、改编张士诚、方国珍的余众，利用这些熟悉海边地形、长于水战的士卒来充实沿海的卫所，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诏靖海侯吴!贸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一些张、方旧将也安排适当的职务，让他们担负起御倭的重任。方国珍侄子方鸣谦，因为熟悉海事，朱元璋即命他为太仓卫指挥佥事，并常询以御倭之策。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向他请教御倭的办法，方鸣谦说倭寇从海上来，就必须在海上防备他们。如果量地远近，在沿海设置卫所，陆地驻守步兵，水上布置战船，倭寇便无法进入，进来了也无法靠岸。朱元璋问：但是到哪里去征集军队呢?他回答说：可以从沿海居民中，每四丁籍一丁为军。朱元璋便派他和汤和一起到江浙沿海，"往视要地，筑城增戍"。除了利用张、方的旧部，沿海卫所的兵力主要靠籍沿海居民为军的办法来解决。洪武十五年三月，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先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洪武十九年，汤和与方鸣谦在浙东，令"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翌年"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二十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凡选丁壮一万五千余人。二十五年十二月，广东都指挥使花茂奏报，有"东莞、香山等县大溪山、横琴山逋逃蛋户、荤人(畲族)凡一千余户，附居海岛，不习耕稼，止以操舟为业"，"请徙其人为兵"，诏从之。沿海居民不仅熟悉本地情况，善于操舟，面且深受倭患之害，对倭寇怀有刻骨的仇恨。洪武年间沿海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守御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