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堂周信托他请求明朝名儒宋濂为天龙寺开山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撰写碑铭。后来又通过无逸法师向朱元璋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朱元璋欣然同意。洪武九年，宋濂根据朱元璋的诏敕，撰写了《日本梦窗正宗普济国师碑铭》。这些僧侣的来往，对传播中国汉文化，促进日本禅学、文学和儒学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洪武年问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我国和周围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它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为了维护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朱元璋在国内实行的是"厚本抑末"的经济政策，生怕商业的发展会导致臣民的游离懒惰，对于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怀着一种本能的恐惧心理。加上明王朝创建伊始，统治不稳，北有北元势力的威胁，东有倭寇的骚扰，东南沿海又有张士诚、方羼珍舶余党盘踞海岛，不时窜扰大陆，他更担心私人海外赞易的发展，会给内外的敌人提供串通勾结的机会，危害自己的统治。因此，朱元璋在实行"怀夷"即给予来华外国商人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实行"抑赢"，千方百计抑制本国商民的对外贸易。《大明律》继承了元朝禁止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出境的做法，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人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明政府还规定外国贡使附带的番货，不得与中国市民"私相交易"，只能在会同馆内交易，"若各夷故违，潜人人家交易者，私货人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就是在会同馆规定的开市口期，贡使购买中国货物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厉行"海禁"，禁止中国商民私自出海，更使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严重的阻碍。所以，洪武年间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能达到其所应该达到的高度。

第三节 御倭斗争

明朝建立之初，东南沿海地区面临着倭寇即日本海盗的骚扰和侵害。如何解决倭患问题，保护国家的领士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朱元璋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的关系原先一直非常友好，但在元代出现了一段波折。原来，蒙古统治者在3世纪30年代征服高丽后，南下灭金图宋，即同时开始策划远征日本。至元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听到高丽国赵彝等人说"本国可通"，第二年即派黑的、殷弘携带国书出使日本，表面上是希望两国互相通好，实际上是要求本臣服元朝。为此，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竟以武力相威胁，说；"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坚置之不理。后来，忽必烈又派黑的、殷弘、赵良弼等人多次出使日本，镰仓幕府均不予理睬。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带领元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八千人进攻日本。元军登陆后，遭到日本军民的抵抗，"官军不整，复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不久，忽必烈又两次派使者到日本劝降，均被幕府所杀。至元十八年，忽必烈再次令阿塔海、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率新降附的南宋军队十万人和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大举远征日本。元军开到壶岛，移驻五龙山，遭遇一场飓风，范文虎等将领慌忙挑选完好的船只逃命。日本军民乘机出击，元军大半战死，二三万人被俘。后来，忽必烈还想出征日本，但因责令江南行省打造战船，拘刷水手，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加上对安南的战争遭到惨败，需要增派兵力南征安南，只好下诏罢征日本。这两次战争，给中日关系投下了阴影。大德三年(1299年)，元朝派僧人宁一山塔附日本商船出使日本，但日本怀有戒心，终元之世不与元朝通使往来。

日本在宋代与中国的贸易非常发达。元灭南宋后，至元十四年，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澉浦镇)分别设立四个市舶司，每岁招集商舶，到邻近各国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后来，又在杭州、温州、广东等地开设市舶司。至元十五年，忽必烈特地"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恢复同日本的贸易。日本的商船每年必至，殆成定例。日本的武士阶级，也积极参与贸易活动。元朝征日战争失败后，两国关系紧张，一些口本武士和商人来华贸易，往往暗藏兵器，顺利时同中国做生意，不顺利时就从事海盗活动，动用武器，进行掳掠。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奴国，这些日本海盗也就被称为倭寇。至元二十九年，日本商船至四明(今浙江鄞县西南有山日四明，故亦称鄞县为四明)要求互市，船中甲仗齐备，元朝恐有异图，乃立都元帅府，"令哈刺带将之，以防海道"。大德七年(1303年)，下令禁商下海。次年，又设置千户所镇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大德十年至十一年，日本也禁止与元朝通商。尽管如此，日本武士和商人仍偷偷出海，私自前来中国贸易。在日本下达禁止通商令的当年，就有日本商人有庆等到庆元贸易，并献金铠甲，元廷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严加监视。这些监视的官员"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稍有疏忽，日本的武士、商人即乘机登陆，烧杀掳掠。至大元年(1308年)，庆元遭到他们的抢劫，最后被一把火烧毁了。第二年，明州的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也被用硫黄焚毁，大火延烧民屋，居民几尽。到至大四年，据江浙行省向朝廷的报告："两浙沿海濒江隘，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元廷于是革罢市舶司。延；占元年(1314年)虽然重新恢复市舶司，但又重申"禁人下蕃"。只许由官府发船贸易。不过，从元世祖到元英宗统治时期，由于元朝的海防比较稳固，3本的武士、商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尚未酿成巨患。所以，至治三年(1323年)，元英宗又下令取消海禁，"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以增加国库的收入。

从元泰定帝即位开始，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由于元朝内部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统治力量大为削弱，海防3渐崩溃。而17本的镰仓幕府打败元军后，无力犒赏作战有功的武士，激起武士的不满，社会基础3见动摇，加上幕府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各地发生饥荒，农民群起暴动。333年，日本第九十六代后醍醐天皇利用镰仓幕府的内部矛盾，在一些不满幕府的武士支持下，推翻镰仓幕府，恢复了王政。但后醍醐天皇的新政权没有能满足武士的利益，又引起武士的不满。336年，支持后醍醐天皇的北条氏部将足利尊氏乘机起兵，攻入京都，废掉后醍醐天皇，另立皇太子为光明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幕府政权的首领)，建立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由京都南逃，在吉野(今属奈良县)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南鞔和京都的北朝相对立，理方长期征战不休。由于内战繁兴，征敛无度，天灾频至，人民流离巍所，许多武士也在战争中丢掉军职而破产沦落，他们纷纷转化为。饿人"，专靠抢劫为生。这时候，日本的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龋经济日益发达。各地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势力和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战争中的财源问题，就组织境内的浪人、商人，乘着元朝统治力量削弱之机，到富庶的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走私和抢劫活动。中国的一些流民无以为生，纷纷导倭人寇，分享赃利。日本的倭寇与中国的部分流民相结合，不仅明目张胆地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甚至还到高丽一带进行寇掠。至正十八年(1358年)后，倭寇连寇中国濒海郡县，直到二十三年八月在人寇蓬州(治今山东蓬莱)时被守将刘暹击败，其嚣张气焰才稍有收敛。⊙⊙

明代倭寇的侵扰，是元代倭寇侵扰的继续和发展。明初，"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国珍，其余众土豪、地主，又多亡命海上，窃据沿海岛屿，导倭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财货。北至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倭患又日益严重起来了。

面对这一形势，朱元璋决定从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倭患问题。洪武元年(368年)，他一面命令朱亮祖镇守广东，在沿海要害之地设置卫所，加强防守；一面致国书于日本诸国，表示他"方与遐尔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希望能同日本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当时，高丽也深受倭寇之害，遣使赴日，致书日："海贼多出自贵国地，来侵本省合浦等。烧官庙，扰百姓，甚至杀害。于今十有余岁，海舶不通，边民不得宁处。"日本当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诠回答说："九州海贼所为，日廷不与闻"，置之不理。第二年二月，朱元璋又派杨载等七人出使日本，给"日本国王"送去一封措词极为严厉的国书，说："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命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贼，朕当命舟师杨帆诸岛，捕绝其徒，直至其国，缚其王"。杨载等七人到达日本九州的征西府，将国书交给征西将军宫怀良亲王。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后醍醐天皇企图推翻幕政、恢复王权时，曾派众皇子到各地去纠集势力。怀良亲王当时被他任为征西大将军，派往九州，在那里设立了征西府。征西将军怀良亲王见到明朝的国书，怒杀明使者五人，并拘留杨载和吴文华，过3个月才放他们回国。第一次派使者到日本交涉没有结果，倭寇的侵扰日益严重。"数侵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财货，沿海之民皆患之"。不久，朱元璋从曾被倭寇掳去后获释归来的沿海居民口中，得知倭寇确实不是出自日本官府的派遣，又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送还捕获的日本海盗、僧侣十五人，并给"日本国王"带去一封国书，希望日本能同明朝合作，制止倭寇对中国的侵扰。赵秩渡海到达日本，受到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