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由使者进献方物。这些方物，都是各国的珍禽异宝和土特产，如高丽的良马、细布、彩席、人参、豹獭皮等，琉球的马、硫黄、胡椒等，安南的虎、象、象牙、犀角、伽兰(香)等，暹罗的六足龟、象、黑熊、白猿、胡椒、苏木、沉香、降香等，渤泥的鹤顶、玳瑁、孔雀、西洋布、龙脑、降真诸香等，爪哇的大珠、胡椒等，须文答那的马、幼蕊布、隔著布、八的力布、兜罗棉、蔷薇水、沉香、降香、速香等，三佛齐的黑熊、犀牛、白猴、火鸡、孔雀、五色鹦鹉、龟筒、蕊布、兜罗被、丁香、米脑等，百花国的白鹿、红猴、龟筒、玳瑁、孔雀、鹦鹉、哇哇倒挂鸟、胡椒、香、蜡等，帖木儿汗国的马、驼、红绿撒哈刺(撒哈刺是一种珍贵织品)、镔铁刀剑、甲胄等。明朝收下贡品后，又回赐给各国大量礼物。

这种"贡赐"活动是封建时代用以体现和维系"宗藩"关系的外交礼节活动，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各国进献的贡品，除了马、硫黄、药材等少数物品外．都是一些玩赏物和奢侈品．不是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而朱元璋本人，也不怎么重视贡品的数额和经济价值，他所重视的是如期前来朝贡这件事情本身，因为他把邻国的入贡看作是衡量他们真心实意地承认明朝宗主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洪武四年(1371年)，张敬之、沈秩奉朱元璋之命出使渤泥，渤泥国王马哈谟沙说，因为最近遭到苏禄国的侵扰，子女玉帛被洗劫一空，加上地瘠民贫，没有奇珍异宝可献，准备三年之后再向明朝进贡，沈秩当即对他说明："(明朝)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接见高丽使节时，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直接了当："中国岂少这些(贡物)，但试他那心!"所以，朱元璋一再强调，对朝贡国家的赏赉要尽可能优厚一些，以体现明廷的怀柔之意。洪武五年，他曾指示中书省臣："西洋之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洪武十六年，又告谕礼部大臣："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根据"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赏赉外国的物品，数量和价值总是远远超过他们的贡品。如洪武十六年，占城进贡二百支象牙和其他方物，朱元璋下令赐予织金文绮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件。同年，他还派人赐给暹罗、真腊每国一份与此相同的礼品。洪武十九年九月，占城国王命王子宝部领诗那日勿等来贺天寿圣节，献象五十四只及象牙、犀角、胡椒、乌木、降香、花丝布，并给皇太子送象牙等礼品，朱元璋"嘉其诚，赐赉优渥"，除赐给占城国王冠带、织金文绮袭衣，还赐给王子宝部领诗那日勿金二百两、银一千两、织金青罗衣二袭，红罗衣二袭，绣金文青绮衣二袭，红绮衣二袭，赐给王孙宝圭诗离班织金青罗衣二袭、红罗衣二袭、红绿文绮衣各二袭，绮段六匹、银一百五十两。占城的副使、头目、通事(翻译)等，也各赐给数量不等的钞币及罗绮衣段，并给一百五十名养象军士赏赐衣服。事实正如丘溶所说的：贡赐"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人也。"

对各国贡使前来进行贡赐贸易，明廷表示热烈的欢迎。"诸蕃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明政府不仅在中国境内为贡使提供往返的水路递运船只及陆路脚力，而且在南京筑会同馆和乌蛮驿加以接待。贡使在所献方物之外附带的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偿之，仍除其税"。除了官府高价收购的十分之六，剩下十分之四的货物，可于朝贡领赏之后，在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开市之时，中国各家铺行纷纷带进各种手工艺品和受各国欢迎的生产及生活必需品，来交换蕃货。为了保护外国贡使的利益，明政府规定，中国商人"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有些国家如高丽、琉球、占城等国因为同明朝的关系非常亲密，明朝还对他们实行优惠政策。洪武三年，中书省上奏："高丽贡使多赉私物入货，宜征税；又多携中国物出境，禁之便。"朱元璋"俱不许"，洪武四年七月，又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九月，户部建议对到太仓的高丽海舶、至泉州的三佛齐海舶"征其货"，又诏"勿征"。明政府还规定："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

除了官方的贡赐贸易，洪武初年还允许中外的民间商人私自进行贸易。外国商人成群结队，梯山航海，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做生意。一些中亚的回回商人元时到中国经商，元亡之后继续留居甘肃，从事贸易活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人稠地狭，手工业和商业又较发达，许多人更是纷纷出海，从事海外贸易。其中，不仅有一般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还有一部分富商大贾。明朝的卫所官吏，也常"遣人出海行贾"，从事走私贸易。

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朱元璋依照宋代设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货"的做法，在吴元年(1367年)设太仓州黄渡市舶司，俗称"六国码头"，对进出口贸易征税，进行管理。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以"太仓地近京师，外夷狡诈"为由而撤销，"凡蕃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不久，又设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但是，私人的海外贸易，不久即遭禁止。这是由于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败亡后，"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人寇"而引起的。洪武元年(1368年)，曾发生昌国州(今浙江舟山)兰秀山民利用所得的方国珍行枢密院印起兵反明的事件。"初，方国珍遁人海岛，亡其所受行枢密院印。兰秀山民得之，因聚众为盗。至是入象山县，执县官，劫掠居民"，后被县民蒋公直等集乡兵击败。次年十二月，汤和属下的明军，又遭到兰秀山民的袭击，"失陷指挥徐珍、张俊等官军"。朱元璋"以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人民借出海之机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及倭寇互相勾结，因此便下令禁海。洪武四年十二月，在籍方国珍余部充当沿海卫所戍兵时，正式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当月，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自派人出海贸易，朱元璋特谕大都府日："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洪武七年九月，下令取消泉州、宁波和广州三个市舶司。不久重新恢复，后又复罢。市舶司罢除后，只有官方的贡赐往来可以继续进行，私人的海外贸易一概禁绝。后来，朱元璋多次重申禁止沿海居民出海和私下诸番贸易的命令，如洪武十四年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由于禁令效果甚微，沿海商民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又禁止民问使用番香、番货，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赍，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洪武三十年四月，又"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政府还对违禁出海或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定出严厉的处罚条文，律例规定："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明太祖实录》卷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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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八一，《食货志》；《明太祖实录》卷九三；王圻：《续货并入官。"这样，海上商旅悉被禁绝，形成所谓"惟不通商而止通贡"的局面。

在实行海禁、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同时，对官方的贡赐贸易的控制也日趋严密。由于明廷在贡赐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并且给携带私物入境贸易的贡使以种种优惠，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频繁地前来中国。但是明王朝只将贡赐视为外交上的礼节活动，并不企望通过贡赐从外国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反而担心贡使的频繁来华，会加重人贡国家百姓的负担。因此，朱元璋便下令对人贡的次数和贡品的数量加以限制。洪武五年(1372年)，高丽贡使一年数至，朱元璋在派遣延安答里护送明舁徙居高丽时，即让他转达高丽国王：今后明朝将少派使者去高丽，高丽也不要频繁人贡。但高丽国王还是不时派人人贡。十月，朱元璋又指示中书省说：

高丽国王那里，已先为使臣每(们)去得重叠呵，国王迎接生受，曾被暑热来，以此上多时不曾教人去。近日因延答里麻失里(延安答里)送将明异等家小去时，曾教你中书省将这意思，写与国王知道。他却每年数次遣人将金银器皿等物来贡献呵。这等礼物，未免劳烦百姓。况兼使臣往来，经涉海洋，甚是艰险我想古来中国诸侯于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至如九州之外，蕃邦远国，只每世一见，其所贡献，不过纳贽表诚而已。今高丽去中国稍近，文物礼乐通，经史与中国相似，难同其他蕃邦，教他依著三年一聘之礼，或欲每世一见亦可。你中书省将我的言语，行文书与高丽国王说知，今后将来的方物，只土产布子不过三五对，表意便了，其余的休将来。其他蕃邦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勃泥、三佛齐、暹罗斛、真瞒(腊)等处，新付(附)的国土，也频繁遣人来，亦劳那里百姓，他来时也说与他，只依古人的礼。但是，各国仍然不遵守规定，不断遣使入贡。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又重申这项规定，并让礼部"移文使诸国知之"。洪武八年，安南要求突破规定，增加朝贡次数，第二年他再谕中书省臣："今后若与安南往来，尔中书省行移诏书，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