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年，又让位给自己的弟弟陈煸。陈叔明和陈煸生怕明朝出兵干涉，多次派人向朱元璋进献大批方物。朱元璋看出他们的心思，写了一通诏书，明确表示他不干预邻国内政的态度，说："今朕统天下，惟愿安民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即使有个别国家侵犯了中国的利益，朱元璋也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如洪武三十年八月，礼部报告三佛齐派遣间牒把明朝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裹胁到该国去，并阻遏过往商旅，"诸国之意，遂尔不通"。朱元璋并没有兴师动众，出兵问罪。他听说三佛齐归爪哇统属，便叫礼部写信给暹罗国王，请他转达爪哇，要爪哇从中斡旋，"以大义告于三佛齐"。信中说："皇上一以仁义待诸番国，何三佛齐诸国，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礼，据有一蕞之土，欲与中国抗衡。倘皇上震怒，使一偏将将十万众，越海问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最后表示：三佛齐"或能改过从善，则与诸国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周围的邻国互相发生矛盾纠纷，朱元璋也不曾采取偏袒一方、从中渔利的做法，而是设法加以调解，尽可能促使双方停止冲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例如洪武初年，安南与占城发生战争，朱元璋遣使调解。安南未听劝告，继续攻打占城。洪武四年(1371年)，占城国王阿答阿者派使臣到明朝，要求朱元璋提供武器援助。朱元璋没有答应，叫礼部写信告诉安南国王，请他马上罢兵，同时告诉占城国王："本国亦宜讲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请兵器，于王何吝，但两国互掏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直到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者人贡，他还好言相劝，让占城与安南修好罢兵。在《谕占城、安南二国诏》中，他又恳切地指出："朕居中国统天下，每欲使四夷俱安。占城上言，安南出兵，连年侵境，朕未知实否。今为尔两国言之：和睦邻境，乃保国善道。故善为国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顺天道，天必韦占之，世道得以长久。若各不安分，构怨交兵，纵其君长身虽无损，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共愤共怨，其患将有不可测者，此岂保国之道哉!"又如洪武十六年琉球的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为争雄长，互相攻伐，朱元璋遣使劝告中山王察度："近使者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农伤民，朕甚悯焉。诗日：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其罢战息民，务修尔德，则国用永安矣。"又劝说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二王能体朕之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则天必裙之。不然，悔无及矣。"后来，琉球三王接受朱元璋的劝告，停止了战争，山北王帕尼芝即遣使随同中山、山南王的使臣人明朝贡，感谢明朝的调解。

在周边的邻国中，明与高丽是经过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才建立比较融洽的睦邻关系的。高丽在元代为蒙古的武力所征服，与蒙古王室实行联姻，元廷还一度在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加以控制，使之成为一个半独立的附属国。至正末年，高丽乘元朝势衰之机，曾停用至正年号，恢复旧有官制，并与张士诚、方国珍通使往来，力图摆脱元朝的控制。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遣符宝郎俣斯致国书于高丽，通报他即位改元，定国号为大明。次年八月，高丽国王王颛即遣使入明，奉表贺朱元璋就帝位，贡方物，请封爵。当月，朱元璋再遣侯斯携带诏书、金印、诰文至高丽，册封王颛为高丽国王，允其"仪从本俗，法守旧章"，正式确立双方的宗藩关系。洪武三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并遣使缴纳元朝所颁金印。尽管当时的高丽仍与北元保持往来，如洪武二年遣使人明的同时，又遣使"如元贺圣节"，引起朱元璋的猜忌与不满。但朱元璋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不仅遣返滞留明境的高丽流民，允许高丽士子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免征高丽贡使私带人境货物及高丽入境海舶的税金，而且对高丽内部事务从不插手，有时虽然提出某些建议，但是否采纳，则由高丽国王自己作主。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接见来访的高丽总部尚书成准得，询问其国"政俗、城郭、甲兵、居室如何"，成准得回答说："俗无城郭，虽有甲兵而侍卫不严，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王专好释氏，去海滨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朱元璋即写下一道玺书，让成准得带给王颛，开导他说："古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今王有人民无城郭，民人将何所依?为国者未尝去兵，今王武备不备，则国威弛。民以食为天，今濒海之地不耕，则民食艰。凡国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无厅事，则无以示尊严于臣下，朕甚不取也。历代之君，不问夷夏，惟备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今王弃而不务，以持斋守戒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先王之道，与民兴利除害，使其生齿繁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则国永长，修德求福，莫大于此，王何不为此而为彼哉?前之数事，朕言甚悉，不过与王同其忧耳，王其审图之。"因此，这个时期明朝与高丽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

退居蒙古草原的北元，也力图争取高丽。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北元使者要求高丽助其"复正天下"。高丽国王王颛原拟执杀使者，经与群臣商议，又将其放还，并"以芋布附献"。第二年九月，王颛暴死，左侍中李仁任立王颛年仅十岁的私生子辛祸为王，执行依附北元的政策。不久，李仁任密令高丽护送官员金义杀死明朝使者蔡斌，并遣使出访北元及其辽东守将纳哈出。洪武十年二月，高丽停用洪武年号，改行北元毕力克图汗爱猷识里达腊的宣光年号。过了一年，爱猷识里达腊死，北元声势更加衰微，高丽才又改用洪武年号，并要求明朝允许继续入贡。朱元璋便索取高额岁贡，想迫高丽绝交。辛祸命群臣"议岁贡，皆以一遵帝旨为对，一，遂于洪武十七年五、六、七、分四次贡马九千匹。朱兀璋于是在次年七月遣使册封辛祸为高丽国王，谥王颛为恭愍王，冻结了十年之久的两国关系这才趋于缓和。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出动大军，迫降盘踞辽东的北元将领纳哈出，元朝统辖的辽东地区正式归人明朝版图。翌年四月，明朝在铁岭设置卫所。然丽辛祸却要求将铁岭之地划人高丽，说什么"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辖。"朱元璋坚决拒绝了辛祸的无理要求，指出："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辛祸果然下令停用洪武年号，并"征诸道兵作浮桥于鸭绿江"，"又发中外僧徒为兵"，于洪武二十一年侵入辽东，使双方的关系趋于恶化。

辛祸发兵侵略明朝辽东地区的举动，遭到右军都统使李成桂等人的反对。李成桂在劝阻无效之后，发动兵变，废黜辛祸，复用洪武年号，后又废黜左军都统使曹敏修所立的辛祸之子辛昌，另立王族成员王瑶，自拜左侍中，主持朝政。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再废王瑶，自立为王，把都城由开城迁至汉城，积极寻求与明朝改善关系。朱元璋对这一连串的政变从不干预，他对来访的高丽使臣明确表示："尔恭愍王(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李成桂)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往来。"但是，朱元璋对李成桂仍然心存疑忌。当李成桂要求明朝给予册封，要求更改国号，并提出朝鲜与和宁两个名称，请朱元璋代为选择时，朱元璋却迟迟不予册封，而用代择朝鲜的国号以表示对李成桂即位的承认。此后，由于朝鲜招抚辽东的一些女真部落、元代移居辽东的朝鲜族人迁回朝鲜、朝鲜使臣私交明朝藩王以及表笺文书用词不当等问题，双方不时发生磨擦与冲突。李成桂坚持"吾且卑辞谨事之"的以小事大之策，采取许多措施，逐一化解双方的矛盾。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李成桂因进贺正旦表笺用辞欠妥问题，派遣艺文春秋馆大学士兼成均大司成权近入明。九月，权近抵达明朝京师，受到朱元璋的召见。他用汉语与朱元璋交谈，解释表笺失误的原因说："小国事大，不可不用表笺。臣等生长海外，学不通，方使我王忠诚不能明白以达，是实臣等之罪，非我王所知。"朱元璋对此表示谅解，说："岂谓王所知。"并出题让权近赋诗。他还回赠御制诗三首。其中，《题鸭绿江》一诗写道：鸭绿江清界古封，强无诈息乐时雍。

逋逃不纳千年祚，礼义咸修百世功。汉伐可稽明载册，辽征须考照遗趴。情怀造到天心处，水势无波戍不攻。李成桂坚持以小事大的政策，使两国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

朱元璋去世后，明惠宗朱允坟便于建文三年(1401年)六月，为李成桂的继承者李芳远颁赐诰、印，双方重新确立宗藩关系。翌年，明成祖朱棣夺位后，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朝鲜使者"岁辄四五至焉"，明廷"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朱元璋的对外政策，没有摆脱历代封建君主"天朝上国"的传统意识，把对外关系看做是一种"宗藩"关系，带有大国主义的色彩，这是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朱元璋坚持各国内政自主的原则，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并且主张不无故对外使用武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求与远近各国"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推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显然是符合本国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正是由于他推行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争取到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明王朝才得以集中力量，继续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推进国家的统一事业，并调整统治策略，改革国内政治，实行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使明朝国家得到巩固，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③③文③檔③共③享③與③在③線③閱③讀③

第二节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在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明朝同周围的邻国开展了各种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洪武年间的外交活动中，"贡赐"往来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它既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的交流。朱元璋即位后，就频繁地派遣使节出访周边各国。他们携带国书和历法、书籍、金银、丝绸、绫罗、瓷器等珍贵礼物，赠送给各国国王，并祭祀当地的山川，以表示对各国领土的尊重。各国也不断派遣使臣，携带方物，人明朝贡。他们受到隆重的接待，先由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即到奉天殿接受明朝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使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