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每种税对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然后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向美国人民提供一个新的、更公平的、更单一的税制体系。或者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美国国会就应该在这里投票表决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实行现存的税制体系，是否应该继续忍受其所有的不公平。"数一数：一共有178个字，而这些话本可以用19个字表达就足够了："国会应该在三年的时间内研究并简化税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 F. 肯尼迪是当代唯一能够从国会山直接走入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所在地--译者注）的人的原因。候选人在竞选行政职位的时候经常力不从心，因为他们总是爱说一些美国公众不理解、也不注意去听的话。
　　2005年，关于是否应该使用"阻挠议事"（filibuster）来阻止布什总统法官提名的全院投票，有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些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对于阻扰议事权的滥用会引起公众的不满；而民主党人则认为，共和党这样推翻议会的传统，威胁不准使用阻扰议事权来限制少数派的权利才会引起公众的愤怒。
　　但是也许双方都应该首先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到底美国公众中有多少人知道"阻扰议事"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公众对这个词语的概念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对此事愤怒呢？对于一个想劝说公众的政界人士来说，教育必须先于激励或者甚至是信息传送。这也许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但是在你激励公众，并希望他们对某事给予反应之前，他们的确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概念。你不能对沟通过程进行短路处理。因此，教育永远是第一步。要当一名好老师，你必须知道学生的起点在哪里。

　　第17节：第二章 避免信息错误(3)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还是脱离不了背景情境这一概念。
　　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17%）能够说出美国高等法院9名法官中3人的名字。也许有人说这个结果实际上已经不错了。但对比之下看看这个事实：整整三分之二的（67%）的美国人能够说出"活宝三人组"（Three Stooges）里三个演员的名字。这也许是个可笑的问题，但它的确说明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像那些政客及负责报道此类新闻的记者那样，他们不生活在政治世界中，也不呼吸着政治空气。
　　说到使用公众不熟悉的词语，商业界做得更是过分。我们倒也能够原谅微软的比尔·盖茨谈论人类思维的"二进位制"，因为他的确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但是美国企业界的领袖们太容易受到冗言的诱惑了。如果你是eBay的CEO梅格o惠特曼（Meg Whitman），那么你为什么必须得说你"对于能够支持网络使用量增加的基本原理，感到深受鼓舞"，而不直截了当地说你"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因特网"。如果你是戴尔的CEO凯文·罗林斯(Kevin Rollins)，你会告诉人们公司需要"在提高项目管理能力方面增加雇佣量"，那么为什么不简单地说戴尔需要扩展业务，增加人力呢？
　　这种现象太常见了，各公司的头头们就喜欢把语言作为一种武器去把事情搞得模糊复杂，让人们摸不着头脑，而不是作为一种工具去启迪人们，或者简单明了地告诉人们一些事实。当你不经思考地使用一些模糊的、深奥晦涩的语言时，不论你是因为懒惰，还是出于不好的习惯，还是没有意识到听众并不是来自于说话者所处的环境，你的沟通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有些词汇也许是非常好的SAT考试词汇，在鸡尾酒会上你使用这些深奥高雅的词汇也许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你的主要目的是沟通，那么最好要小心，不要张口闭口使用这种普通人难以一下子明白的词语。向支持者作演讲，向潜在顾客作促销，或者工作面试时绝不是合适的时机。
　　艾伦·索金举的一个例子，非常好地说明了语言情境的重要性，是关于他的节目《60演播室》（Studio 60）里面的演员D.L. 休利（D.L. Hughley）的。索金是这么说的：
　　"他成长于黑人区。他曾是一个阿飞。我和他谈论他的过去，那真是令人恐惧。他连识字还不会就从10年级辍学了，以后才自学识字的。他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但是我让他回顾过去，他10年级辍学的时候，或者是8年级亲眼看见自己的一个朋友被杀害的时候，那时候的他是什么样子的？他总是这样回答，'哦，我总是能说的，说话是我擅长的。我没有运动员天赋，我没有漂亮的跑车可开。我能追到女孩的唯一方法就是我能说。'我能看出来这对于他所生活的环境是多么重要。"
　　有的时候你应该摆脱日常的俗语，而有的时候你则应该尽量简单明了。正如我对我的客户所说的那样--有些人习惯于无论何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一定要记住：每句话都有合适它的时机，每个目的都有它的契机。
　　这里说的，还是一个背景情境的问题。
　　排列好顺序
　　说话时的词语顺序同样会影响我们对它的理解。漏掉一拍，或者多了一拍，就会改变效果。说话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需要你以正确的顺序对信息进行正确地传递。
　　信息传递的排列顺序往往会决定这一信息的含义。电影也许能够很清晰地说明这一原则。著名的俄罗斯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蒙太奇理论说的就是，含义取决于画面和思想的排列组合。把两个毫无关系的画面接连呈现给观众，观众就会给这两幅画面赋予某种联系。一个镜头是一个蒙面杀手抡起一把刀，紧接着的镜头是一个张开嘴的女人，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女人受到了惊吓。但如果同样是这个女人张开嘴的镜头，而其前面的镜头是时钟指向凌晨三点，那么在观众看来，这个女人很可能显得不是在惊叫，而是在打哈欠。我们的大脑会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合成，然后创造出第三个概念，一个全新的概念。

　　第18节：第二章 避免信息错误(4)

　　如果你想进行真正的交流，想被别人倾听、理解，想让自己说出的话具有影响力，那么仅仅模仿几句行话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给国会议员准备的语言备忘录总是如此之长的原因--尽管里面的信息是简短的。你不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仅仅用一句话或甚至是一段话表达清楚。表达过程中的每一个因素--词语的顺序，伴随这些词语的画面，以及听众将你的话与你的人格、历史、性格联系起来的方式--所有的这些都会结合起来，构成对你的一种印象。如果缺少了其中一个因素，就无法得到完美的组合，就像拼图游戏缺少一块一样……你就会冒着对自己的信息传递失去控制的风险，或者传送的就是完全错误的信息。
　　我第一次意识到信息呈递顺序的重要性是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那是1992年我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总统竞选工作时。我需要测试三段录像的效果：（a）佩罗的生平纪事；（b）各色人士赞扬佩罗的画面；和（c）佩罗自己作演讲。刚开始，我就按照这个顺序给无党派投票人的访谈小组播放录像--直到后来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忘记把前两段录像倒带了，当时把我吓了一跳。于是我不得不把（c）佩罗自己作演讲放在了最前面播放。░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在以往的每次访谈小组中，参加者按照事先安排的顺序看完全部三段录像后，无一例外全都喜欢上了佩罗。不论我再告诉他们关于佩罗的什么负面消息，都不会影响他们对他的支持。但是现在，当人们按照相反的顺序看录像时，他们马上对佩罗的能力和主张产生了怀疑，并且在听到第一条关于他的负面消息后马上表明了对他的否定态度。正如美国政治研究者诺姆·奥恩斯坦（Norm Ornstein）所说，在你对一个人及其背景了解之前，你不会假定他的思想处在一种充实、正直和稳定的状态。这个试验我重复了好几次，把录像带的播放顺序颠倒过来，发现每次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同一城市中人口统计特征完全一致的访谈小组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这全都取决于佩罗的生平纪事和各色人士赞扬佩罗的画面（这样观众就会受到影响并开始喜欢他）是在佩罗自己演讲之前还是之后播放。
　　这里得到的语言教训就是：A B C不一定等于C B A。信息呈递的顺序决定了人们的反应。
　　合适的顺序等于给听众创造合适的背景情境。
　　关于性别的战争
　　性别同样也能够影响理解效果。很多男性政客和商界人物常常犯的错误是他们总喜欢打体育方面的比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过来自这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各行各业的女性，我发现这一点令女性非常不满。很多女人（公平点说，其实很多男人也一样）都不知道"帽子戏法"是怎么回事。男性惯于使用篮球比喻，高尔夫球比喻，足球比喻--而大部分女性对这些比喻根本就不感冒。
　　实际上，男性还经常把政治和商业比作战争，这几乎就是个错误。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像一场无尽头的战争，但是在纽约城的大街上开车行驶30分钟所经历的"战争"与发生在巴格达的汽车爆炸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的词典中，有太多的用"战争"、"冲锋"、"斗争"作的比喻--然而大多数的女性都不喜欢这类比喻。当然，我们男性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这就好像是感恩节大餐之后松松裤腰带一样自然），但是这么做并不能使我们对女性更有说服力。
　　但是决不要因为你的听众主要是女性，就有意回避一些严酷的问题。如果你以为女性只关心一些"软性"、感性的问题像医疗保健、教育等，而男性则只关心一些"硬性"问题，像战争或者经济问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过于简化的归纳忽视了"9.11"后出现的"安全感妈妈"的现象--很多妇女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关心程度不亚于她们的丈夫，而且有的时候甚至甚于她们的丈夫。
　　当与妇女交谈时，你并不必改变谈话的本质。她们并不喜欢只听一些所谓的"女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理会那些"基于性别的政治"的论调，也不必单独创造一个"女性议事日程"。最近我同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谈，发现她们非常善于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比喻--甚至比男性更擅长。对于女性来说，你有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装腔作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