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的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大统铺。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窗，东西两扇大木门上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暗，白天大门总是敞开着。当地没有电，晚上以马灯照明。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顾伯伯。我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地干活。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正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衤乃)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埃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在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的严重性。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正负数和一元一次方程。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在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着：“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顾看了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顾在干校期间，对当时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很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也绝不落井下石。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记下点儿什么，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必然写些官样文章。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保护自己，要随时准备日记一旦被抄出，里面的话都能“摆到桌面上”。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尺度来解读当年写下的东西。另外，顾伯伯始终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以满腔热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生产建设，为每一点发展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都渗透在《息县日记》的字里行间。若认为这是在“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过于失之偏颇么？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里，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回京后的相处

　　七二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顾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辩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象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在学术上很注意跟上时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景涛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宗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资料，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于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现象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时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景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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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林青松、周叔莲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七三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那时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 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等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七十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资料(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