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两书都是残篇。这两本书“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客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和正确的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确有独特创见，独特风格”(以上引文均见《立信会计选辑》第四辑)对于长期来在会计理论上有争论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书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见解产生的影响却不小。早在1956年，他就已经极其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以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7年《经济研究》 第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曾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最先向他提出的(详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初次发表时的“后记”，此文在收集到各种文集中时，“后记”中的这一段话均未转录)。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为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 。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不过，顾准不是一个轻易能为流俗所动摇的人。他在回答所谓“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的经济关系。”

　　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他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著名经济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署名绛枫) 、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两书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后，顾准生前均未得见。

　　文革中间，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1974年春，他写信告诉我，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信上还说，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那种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在惊叹于古代希腊所曾经达到的那样高度的文明和民主之余，不免为小国(城邦)林立、内战频仍而感到困惑，甚至正在写作中的《希腊史笔记》 (后来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希腊城邦制度》)也曾一度为此“卡壳”。但是，璀璨夺目的希腊文明确实深深吸引了他，他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放在更加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72至1974年，在他生的最后两年， 在他和我的通信中， 写下了现在汇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这些“笔记”当时他写作时并没有考虑会公开发表，当然，也不是他最后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遮盖不住蕴含在其中的闪烁的思想光辉。

　　陈敏之

　　1988年4月15日

　　下一章　回目录

　　读书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怀念顾准伯伯

　　徐 方

　　最近，收到友人寄来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了多半本，最后竟泪如雨下！《日记》中的一些片断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心里有种冲动，要把这些事讲述出来。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是笔者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母亲生前的回忆。

　　* * *

　　一.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一九六二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六二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人不备，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69年底，经济所下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72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把林彪事件一股脑地道出。他说：“我对党内这些派系斗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过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我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宣布已无能为力。林里夫伯伯找了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可谓有病乱投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轿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轿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了他的老战友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对顾伯伯的认识、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早在“文革”前就能认识到顾准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二.干校生活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15岁。

　　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学部各个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为五连，经济所是七连。学部有十几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还有家属，一下子都开下去不行，得派个“先遣部队”打前站。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吧。于是我们就这样先行了一步。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里面用粗木头搭成类似脚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