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理论》中的探讨。他集中谈的不是传播的旨在实现改变的工具行为，而是有关传播的目的不是完成任何事情而只是一种满足感和快乐感的部分。斯蒂芬森仿效荷兰学者黑伊津哈（在其著作《人类游戏》）和匈牙利精神病学者索斯的满足理论，他的见解以游戏和工作之间的鲜明区别为基础："工作是对付现实，是谋生，是有产品的。相反，游戏基本上是没有产品的，除非是为了提供自我满足。"与此相应的是两种传播行为。一种行为由两人之间的似乎没有明显目的的谈话听说明：两人谁都不想说服或压制另一人，也不想从另一人嘴里套出什么东西；他们除了谈话，彼此并不希望得到什么东四。但是，他们对这种经历感到高兴。用斯蒂芬森的话说，其结果是传播--愉快。完全不同的是目的要导致某些行动的传播--一句命令，喊人帮忙，说服和要求。斯蒂芬森称这种传播为传播--不愉快，传播--痛苦。要完成某件事就需要工作，游戏只是开心--在传播中同在其它行为中一样。社会控制（一个例子可能是舆论的形成）是工作。他说，工作是所有社会机构的职能，但是大众媒介的关注中心不是工作，而是传播--愉快：使人们能把自已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回到玩耍的土地上去。他说；

"游戏是假托，是为了让自己跳出义务和责任的世界。游戏是一天中的插曲。它不是平凡的，也不是现实的。它是自愿的，不是一种任务或一种道义职责。从某种意义说，没有个人利害关系，只提供暂时的满足....游戏是逃避是归隐，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时间或空间的特定地点进行的。孩子走到角落里去玩娃娃家。游戏是自由的活动，但却可以使游戏者沉醉于其中．

这种描述与其他人关于观着电视行为的描写非常相似。但是。斯蒂芬森井不赞扬工作传播和贬低游戏传播。完全相反，他认为传播--愉快在心理学上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对自我个性各个方面的丰富"，是"自我发展和自我提高"。这提供了"为我们自己生存，满足我们自已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社会控制的机会"。当大众传播被用于社会控制时，它必须坚定地面对根深蒂固的非常难以改变的信仰和态度；当它被用于游戏时，它可以"向广大群众暗示某些行为标准......为这样一些人提供消遣....使他们生活得轻松些"。他认为，其他理论家在探讨大众传播媒介时曾带着"很重的良心负担，希望（大众媒介）书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做得好一些"，因此，往往大惊小怪地看待娱乐媒介提供的琐事、暴力情节和"逃避"现实问题的引诱。他强调说，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觉得，大众媒介的游戏行为是有益的，如果本要是从说教和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研究大众传播，那是错误的，应该从它的游戏和愉快因素的角度来研究。出于这个原因，他决意发展"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而不是信息理论"。

如果斯蒂芬森的著作读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如果他象麦克卢汉那样是一位新词的创造者，商业娱乐媒介本来可能选择他而不是选择麦克卢汉播为名流。他的游戏理论比麦克卢汉的世界村（全球村）的说法为盛行的媒介内容提出了更好的解释。人们一旦接触了这种构想高超的理论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忽视传播的玩耍--愉快因素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个理论作为传播功能的全面解释，还是有缺陷的。

毫无疑问，传播行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被称作是游戏，正如另外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被称作是工具行为以及还有一些部分可以被称作是自我中心行为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井不是多么明
显。有许多自我中心的传播是游戏，因此也不难设想某种游戏是工具行为。马克·吐温的传记中有一小段情节把上述各种特点结合到一起。马克·吐温以大量丰富多采的亵渎语言著称，在这种语言中，他渗进了读者在著作中发现的同样富于想象力的特性。他的身材矮小的娴静的妻子曾试图重复他的一些语言使他感到不好意思。马克·吐温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讶，接着又意识到其中少了点东西。她说这些话时既没有解除紧张心情，也不是在自言自语；她不是象任何作家那样在欣赏他可以用仅仅几句贴切而动人心魄的语句来代替的大量言语和形象。马克·吐温笑了起来，他对妻子说，她学到了他的话，但没有掌握他的语调。

这些是单因素探讨方法。每个因素帮助说明传播行为的一个部分。斯蒂芬森决意要把注意力从信息功能引开，不理会把传播与其它行为区别开来的主要特性。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方面，因此，他不象我们所希望那样去注意个人间的传播，也不那么注意媒介用于教育的工具作用。他对娱乐媒介采取的存在主义立场，毫无疑问同媒介是非常相宜的，因为这有助于避开那些有"沉重良心负担的"批评者，但是，这也遗漏掉传播系统功能的想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这是有用的但却是不完全的理论，理论本应为未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提出重要的主张。

大多数这一类单因素理论的缺点是，它们可能不厌其烦地解释，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从工作和游戏的角度来解释传播的功能会遇到这样的事实，即，这样的划分范畴造成彼此界线模糊。例如，人们在说"早上好"时，既能作为享受，同时也是履行自己的社交义务。创作这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也有重要的游戏成份。真正有意思的区别也许是在这种非常笼统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在两种范畴之间。譬如说，同一位朋友在一起消磨时间，逃避到沃尔特·米蒂的幻想生活中去；让自己听凭一位雄辩家的摆布；体验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在观赏希腊悲剧时产生的感情净化；看足球比赛时感到痛苦或哭泣；享受莫斯科大芭蕾舞团的艺术美；或者随着自己书写的诗中的声音或形象游戏，从这些事情中难道不可能得到这种游戏与愉快之间的重要差异吗？拿媒介-一读、讲、看、听，仅仅是打发时间或诸如此类目的--来游戏所得到的愉快，以及拿讯息---例如享受一篇著作中特定的几句，变动一个特定的词组或捕获一个特定的想法--来玩要所得到的愉快，两者之间难道不可能产生有益的区别吗？斯蒂芬森得出结论认为，"阅读新闻是一种没有报偿的传播一愉快。"但是，如果把诸如阅读杂货店广告、阅读自己的游泳场所遭到污染的消息、阅读关于一位选任官员在公开场合犯了愚笨可笑的错误的消息、阅读一则幽默故事、阅读五角大楼文件、阅读一位领袖遭到刺杀的消息、阅读一位朋友死亡的讣告、阅读对最高法院某项裁决的解释、这些各不相同的行为，都不加区别地归于他那种把阅读新闻列为游戏行为的范畴中去，而且把那样的游戏看作是一把很大的伞，足以覆盖住它们所有不同的功能和后果，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好处呢？

第二节 传播的社会功能

当我们试图了解传播是干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往象可变焦距摄影机一会儿采用广角镜头、一会几采用特写领头那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照来照去。

皮亚热、托尔曼和斯蒂芬森部是作为主要是关心传播的个人功能的心理学家进行写作的。当我们改用广角镜头看看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传播功能的文章是怎么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差别比较大的理论。

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威尔在一篇精辟的文章中指出传播有三个社会功能：（一）环境监视，（二）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以及（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他说，有三种专家在实现这些功能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官、使馆官员和驻外记者是专门研究环境的代表性人物。编辑、新闻工作者和演说家是内部反应的起关联作用的人。家庭和学校里的教育者传送社会遗产。"

不妨设想这幅政治传播的图象所描绘的是住在洞穴里的石器时代的人。他们派驻一名观察者调查环境以防遇到危险和寻找机会。在哨兵带回他的报告（譬如说打仗的另一方正在逼近或者有一群可以捕猎的动物）后，可能要举行一次战争委员会会议或召集最好的猎手开会来制订计划。然后传达决定。这样的利用传播是及时的，以正在发生的事件为中心。但是，还继续有必要教集体中的儿童学会发挥他们在集体中应有的作用。男孩必须学打猎和辨认足迹，女孩必须学缝纫和制作食物。于是，最出色的猎人就成了教员，女孩则在母亲跟前学习。在我们的时代，监视的任务已有很大一部分被新闻媒介所接替；大部分协调工作已由政府、政界领导人、政治记者和分析家、权势集团所接替；传递遗产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则被学校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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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勾画对传播的看法时，在拉斯威尔的三个范畴之外又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拉斯威尔无疑是由于认为它并非政治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略去了那个功能，尽管历史会对之表示异议。赖特把第二个范畴，即协调称为解释和规定，把第三个范畴，即社会遗产传递用社会学名称称之为"社会化"。

另一位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在他的著作《大众传播的各种理论》中，对这些范畴作了补充，不过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些范畴。他说，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行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要是没有这种影响的交流，人类社会就会崩溃"。

没有任何经济学家以类似的专一性写过关于经济体系中传播功能的文章，但是，从一些象博尔廷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还是有可能拼凑出一套经济功能的。首先，传播必须满足绘制环境的经济图表的需要，以致每个人和组织就能构成自己对在特定时刻的买和卖的机会的印象。这种印象的一部分将通过广告完成，一部分通过对价目表和生意的分析完成。其次，经济政策必须或则是通过个人和组织，或则是通过国家起关联作用。市场必须加以管理和控制，制造商、商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必须决定怎样进入市场。最后，必须提供技术方面的指导和对经济行为的展望。因此社会科学家的图表看上去很象下面的图表l。

附表1 传播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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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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