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我意识的。但是生活漫无目的的孩子们却是自然而然地发出和接受汛息，以他们整个有机体表现举止行动，不太考虑怎样做这种行动。他们知道喊一声“爸爸”和后来知道讲话时用‘请”字会受到父母的奖赏，但是即使这种表现也是自然形成的。他们喜欢看电视和回忆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他们到学校去，对自己必须写的作文题变得有点自我意识，或者就一个小伙子来说，对于第一次给一个姑娘打电话变得有点自我意识。但是，除非他们讲话有缺陷，或者是耳聋，或者其它某种痛苦的困难，他们都是以他们自然学会的方式进行传播，利用他们摸索学会的举止来带来他们想取得的结果。

即使在儿童长大为成年人而且变得比较意识到传播的影响和以不同方式进行传播的后果时，他们也仍然觉得难以用言词描述为什么他们耍象他们所做的那样进行传播。几年前，纽约的报馆罢工，伯纳德·贝雷尔森利用这个机会对一批纽约人进行抽样调查，问他们在没有报纸的情况下感到失去了什么。他的目的当然是试图找出为什么他们读他们所读的东西。但是，这些人甚至很难说出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可能列举出他们不再收到的一些服务性情报——如天气预报、电影上映时间表、晚间广播节目等——但是使他们烦恼的主要并不是因为失去这些情报。

许多人担心他们正在失去某些对自已有重要意义的具体情报：回答问题的好几位年纪大的人认为自己有些朋友可能死了而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还有感到比较恼火的是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生活中好象缺少什么东西。有的人说，失去了“同世界的联系，失去了被接触的感觉”，或者简单地说少了“某件我每天都做的事”。这项调查的最重要发现也许是了解到读报行为已多么充分地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传播行为已成了多么自然的事，以及最初采用传播的理由已多么深深地消失在过去的阴影中。

这就是为什么难以用言词说明“传播起什么作用”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利用传播的各种理由往往是非常复杂而且不一定能从表面看出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明显（有意）的传播的功能，并不始终考虑潜伏（无意）的传播的功能。这是罗伯特. 默顿说的话，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传播的实际后果并不始终是有意的后果。例如，提醒别人可能患癌症的结果也许不是引导别人去体检，而是把他们吓得不敢去医院。见面时高兴地对人说一声“早上好”可能不是导致友谊。而是引起别人怀疑打招呼的人是想借钱。最后 由于我们关于传播功能的分析大部分不得不从外部进行，我们发现自己总是试图看到黑匣子的里面。

但是，我们每人至少能看见一上黑匣子的里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黑匣子。你进行传播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传播？

今天早上我从家里走出来，看见一个穿运动衫的人，我朝他笑笑说“早晨好”。如果有人真的照字面译成新几内亚的部族语言可能会有困难。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的”——就是说不错的——一早晨吗？不，这是一个天气恶劣的早晨，下着滂沱大雨，水从山上冲下来，几乎使我浸泡在水里。我是不是就象我们说“吉样的星期五”一样从某种道义上的角度谈起这个早晨的好呢？不，这一天跟其它日子一样。我是不是祝愿他有一个“好”—一就是说愉快的——早晨呢？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看上去完全能够安排他自已的早晨，而事实上我感到相当恼火的是因为他能够在海边度过这个早晨，而我却必须去上班。那么我同他说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我能够作出的最合理的解释是，我是在履行我们自己的部族礼仪。我是在向他传播，我属于他的群体，属于他的文化，不是一个外人，不是一个反叛者，也不是一个威胁。换句话说，我是在证实一种惬意的关系。

他向我说“你今天早晨好吗？”我怀疑他很关心我的健康。他是在做我刚才在做的事情——传播社会成员资格和某种程度的友谊。他期望我会说“很好”，我也的确这么说了。事实上，他们似乎是在向我们周围投射社交雷达射束，好比船只在雾中航行或飞机依靠仪器飞行一样，证实我们的身份以及在雷达屏上出现的别人的身份，证实我们在一个友好的文化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做着我们早就知道要我们去做的事。那些把人类关系说成是“晚间经过的船只”的作家，并不是描述我们最密切最亲密的关系，而是描述我刚才谈起的那种接触。而它们占了我们生活中的接触的很大一部分。尽管如此，传播对我们说来们起到雷达的作用，是说明身份的信号，也是预警系统。或者至少在一名观察者看来是如此。

再举个例子：在烟雾缭绕和大家闲聊的鸡尾酒会上，一位年青人问一位漂亮姑娘，“抽烟吗？”表面上，他是在问她要不要抽支烟。实际上，他是在传播兴趣，而且毫无疑问希望她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以问她要不要抽烟的方式传播自己在一种文化中的成员资格，他大概希望她以取一支烟的方式，或者至少以微笑谢绝方式，来证实她的成员资格，而不会因为她不赞成抽烟或认为男青年不应未经介绍就同姑娘说话而打他一记耳光。换句话说，这个局面同我们刚谈起过的局面是一样的：雷达、证明身份、预警。如果这个姑娘作出良好的反应。他接着要问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实际上，这个问题同他究竟见没见过她是毫无关系的，这是一种搭讪，以便再多了解她一点，也许是要估计一下这个偶然的相识是否可能成为持久的相识。换句话说，雷达行为与手段行为合并了。再举个例子，我通常在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听到教堂的钟声。我倾听钟声是因为很难做到不予理会，还因为它们的声音悦耳，同日落的景色和傍晚的荫影很调和。钟声使我产生一种满足和温暖的感觉。此外，钟声对我起了报时作用。如果我还在工作的话，那么是开始考虑作一次傍晚的游泳和喝一杯鸡尾酒的时候了。黄昏渐渐开始，是回顾我曾经制订的计划或答应的约会的时候了。此外，钟声提醒我．宗教是我所属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刻，我的一部分邻居正在祈祷。钟声还在我脑海中构成令人悦目的图象：教堂、烛光、风琴、无伴奏齐唱乐和态度谦虚的人。

圣玛丽教堂通过那些钟声试图传播什么呢？它正在号召信徒做礼拜。但是，参加那个特定仪式的大多数人，有的也许是听到钟声来的，有的也许没有听到钟声就来的。钟声的目的也是要传播某种人们可以得到的精神援助，假如有人需要这种钟声所象征的精神援助的话。钟声的目的也许是要让我这样的罪人听到，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宗教义务，尽管我们很难得进圣玛丽教堂。圣
玛丽教堂的钟声也许还在传播，它自已是一种古老和光荣的传统的一员，这种钟声作为这个传统的标志已整整好几个世纪。

因此，传播行为的全部意义是难以从表面上看出来的。每一个传播行为，每一个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各自有一套目的和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那种解释。传播行为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人类传播起什么作用，理应得到更系统的解释。

第一节 人类传播--三位心理学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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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非常能干的人已经就传播的功能写了文章。瑞士的儿童成长心理学家让·皮亚热把儿童的谈话分为社交性的和自我中心性的。皮亚热说，当一个孩子进行社交性谈话时，"这个孩子是在对听者讲话，注意自己谈话的观点，试图影响对方或者实际上是同对方交换看法...."在另一种谈话时，"孩子并不想知道是对谁讲话，也不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听他讲。他或则是对他自己讲话．或者是为了同刚好在那里的任何人发生联系而感到高兴。"但是后来进行的研究表明，孩子讲话明显出于社交性的要比皮亚热所认为的多得多--可能有百分之九十。而且，尽管儿童们象运用他们身体的其它部分一样运用自己的发声机制，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同意皮亚热认为社交传播通常在七岁左右产生这一结论。社交传播的产生实际上要早得多。儿童们非常早就发现自己的发声行为可以作为工具利用。他们懂得什么样的发声行为得到奖励，因此很快就学会区别各种各样行为和各种各样奖励。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分析我们自己的想象的成年人的传播行为，我们发现数量相当惊人的传播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我们用锒头时不小心打了自己的手指头，直到疼痛消失之前说了一些发火的话。我们在淋浴时唱歌，尽情表现自己的心情，但是并非希望有人听见。我们回忆一次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向其他任何人原原本本传播的事件，从中得到欢乐。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是在利用传播作为满足我们自己的工具，并没有故意牵连其他任何人。

有一些心理学家承认，有很多传播是工具行为。学识渊博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曾经称人类讲话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本质上与绳子、棍子、盒子等等其它工具没有什么不同"。他写道。例如，"就指挥命令而言，这是十分明显的。指挥命令的后果是....讲话的人通过指挥命令让他的下属做某件事。前者不需要卡住后者的脖子、真的推着他去完成要他做的事，讲话的人通过指挥命令取得同样的结果。"儿童毫无困难地学会这点。他们哭, 很可能就有人来抱，抚弄他们，如果他们不哭，就不那么利用那种特定的传播行为。他们笑，得到的也是笑。某种声音使他们得到食物或者一件玩耍的玩具。他们学名称，发现这不仅带来社会赞同，还可以代替较辛苦的体力劳动。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即使大声自言自语也往往具有工具的作用。人们在锒头打了手指头之后所说的咒骂话，是有功能作用的，不仅是为了解除紧张心情，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其它不那么可接受的表达感情形式，如哭泣。我们大家都知道，内心的讨论，内心的谈话，在作出许多困难的决定时是起作用的。洛里默在文章中写了他所观察的一个一岁半的婴儿，在不准触摸胸部的一些物品的指挥命令与可以理解的想知道胸部有什么东西的好奇心之间的一场言语战。他说，"整整十分钟，我入迷地观察这场冲动与抑制之间的斗争，孩子的小手向胸部的物品伸去，又在孩子自己发出的语言'不！不！不！'的声中缩回。后来，这场斗争渐渐消退，最后由于被其它兴趣所分心而结束"。因此，即使是最明显的自我意识的传播也往往具有作为工具使用的目的。

与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形成对照的是威廉·斯蒂芬森在《传播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