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了海宁老家。从此，王国维开始了他艰辛的独学历程。
　　王国维到《时务报》馆“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奔着梁启超等学者先贤而来的，而梁启超等诸多学者先贤这时却已经离开了《时务报》馆，这多少让王国维感到有些失落。让王国维感到失落的，还有《时务报》馆让人担忧的现状。对此，王国维到报馆几天后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说：
　　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巳刻始达上海，谒见穰卿（汪康年的字）、颂阁（汪诒年的字）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弟在此间，得从诸君子后与闻绪论，甚幸，甚幸。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云樵（欧榘甲的字）先生人极和平，惟言语不通，无从请益。恺君、敬堂二先生亦待弟甚周到，堪告慰耳。前日穰卿先生与卓如（梁启超的字）先生信，拟请郑苏庵（郑孝胥的号）为正主笔，此刻尚未定，因外人颇不满于穰卿先生著述故也。琐此奉告。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简介了他与同学许家惺自家乡分别后前往上海的旅程情况，还介绍了他对报馆当时状况的初步了解，以及报馆一些人员留给他的简单印象。特别是王国维在信中提到的云樵先生，也就是下面将介绍的“康门弟子”欧榘甲，因为随后王国维便师从于他，不仅得到其在国学方面的教益，还得到了他从理论上如何接受新学的指点。
　　在《时务报》馆里，按照先前与“导夫先路”许家惺之约，王国维是替代其书记之职。而事实上，王国维不仅要做抄写、校对等书记之工作，还兼做报馆门房收发信件和接待来客等杂事。不过，仰慕《时务报》诸多学者先贤又渴望新学的王国维，虽然这时因为社会地位和学识背景之差异，还难以与上述学者先贤进行广泛直接的思想交流，但能够就近接受他们倡导新学之濡染，王国维从心里还是比较满足的。所以，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刚到报馆没几天，就向同事借阅梁启超撰写的《读西学书法》及《农务新诠》等书籍，从中学习、揣摩如何阅读外国书籍之要领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
　　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得以师从“康门弟子”欧榘甲，还有幸拜见了当时国人极为仰慕的“康圣人”——康有为。对此，父亲王乃誉在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述：“静师事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所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亦南海先生（康有为）之门，其中佼佼者。……来书所谒康公抑是南海先生否？”从父亲王乃誉以上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师从欧榘甲的短暂时间里，其指导王国维所攻读的几本书，并不是当时王国维所热切渴望的新学，依旧是国学中的经典，诸如十三经中《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至于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这一“清学”开山之作，有学者考证说王国维一生几乎从未提起过。虽然梁启超曾称颂《宋元学案》为中国第一部学术专著，但这也并不是王国维所看重的。确实，这时一心追求新学、渴望以新学拯救国运的王国维，对于欧榘甲灌输给他的“康圣人”之维新基础理论，他虽然不像章太炎那样公开予以直接抵制，但最起码他从心里也还没有予以认可。
　　不过，作为“康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儒雅谦和的欧榘甲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章豪迈奔放，而且当时因为极力提倡尊师重教、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及创立新哲学等思想观点而深受人们称颂。特别是欧榘甲在有关论述中提出，如果当今皇帝不能自上而下地进行变法图强，那么民众就应当自觉地从下到上来实行变法，这种观点对于冲决禁锢中国人数千年的守旧思想之藩篱，起到了极有价值的重要作用。虽然欧榘甲与王国维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随后他也辞职到长沙与梁启超共同任教于时务学堂，但依然给王国维留下了良好印象。例如，欧榘甲在临离开《时务报》之前针对王国维倾向新学之心，曾善意地规劝他到《译书公会报》和《格致汇编》等专门译介西方科技的报馆去谋取新职，因为那里才是中西人才荟萃之地，对于王国维追求新学将大有裨益。对此，王国维从内心表示认可：“与欧君想甚合，劝其入翻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才荟萃之所，数月后或可大进，另图佳所云云。”对于王国维的这种想法，父亲王乃誉则以世俗心态写信对儿子进行了谨慎的劝阻：“初进此，未得分文，且初与交往，恐难得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会，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既然如此，王国维只好暂时在《时务报》馆当他的书记兼门房之职。
　　心想事未成，烦恼又相扰。自从欧榘甲前往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后，王国维失去了报馆里唯一可以倾心交流的良师益友，而这时的《时务报》馆也真可谓是人去楼空。于是，报馆一切事务都由汪氏兄弟俩亲自操办，这时报馆书记兼门房的王国维便受命搬进报馆总理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报刊杂志社等媒体内处理事务性杂事的总编室，而王国维不仅要处理冗杂琐碎的俗务，还须为汪氏兄弟代写书信和文章。这对于倾心新学并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一件事，遂又产生了离开《时务报》馆的念头。对此，父亲王乃誉再次写信予以劝诫：
　　汝此出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然此中明师益友相接，汝其择事之。所谓增长气识，潜浚心智，不当以些小之不适，而泮泱向意。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性不近此，正亦为念……如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唯作事时不耐此，须告总理，期于一合心者共住房办事，毕致言仍可在总理相助。似此进出自如，即在合心者房看书作信亦相得，可不拘其性也。为要。想出外无处非学，总在亟其要者。书未竟，健人来云……
　　按照父亲王乃誉的教诲，随后王国维即便未能得到事务繁忙的汪氏兄弟之“合心”照顾，他还是坚持忍耐了两个月。
　　然而，两个月后因为薪水的缘故，使王国维与报馆总理汪氏兄弟双方都产生了嫌隙，这让王国维的心里更加郁闷。关于事情的起因，应该从这年４月１３日报馆为王国维发放两个月的薪水说起。原来，按照替代同学许家惺任报馆书记一职而言，王国维认为其薪水应该与许家惺一样是每月２０元，而当帐房先生仅按每月１２元为王国维结算时，这不由让王国维感到既惊讶又气愤。于是，王国维在与帐房先生争辩无果后，便写信向“导夫先路”许家惺详细诉说道：
　　今日帐房戴恺翁致送正二月薪水，除阁下还仲阁先生六元，及阁下年底赏项一元，弟支过六元外，仅洋十一元。弟不胜惊异，诘以何故？伊云，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因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
　　对此，老同学许家惺也许感到报馆的这种做法确实对王国维有所不公，遂写信向汪氏兄弟予以说明。不料，汪氏兄弟不仅没有为王国维追加薪水，反而在给许家惺的回信中将王国维数落了一番，诸如王国维不善办事、待人处世不周等等。而当王国维从同学许家惺处得到这样的信息反馈后，我们能够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糟糕。不过，性格木讷、不善言辞的王国维不仅没有据理力争，反而遵照父亲以忍让为先的教诲向许家惺复信，以表达老同学对他“不督过而惠全之”的感激。这就是“老实如火腿般的”王国维！
　　当然，王国维在《时务报》馆除了以上所得外，其最大的收获当是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一事。对此，王国维在以上给同学许家惺的同一封信中写道：
　　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籍，现在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为王国维能够在困境中的坚持叫好，因为正是在其坚持下终于迎来他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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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结识罗振玉
　　记得一位作家说：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意味着选择怎样的人生。王国维到《时务报》馆就职后，先是与他极为仰慕的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失之交臂，后与维新改革理论家欧榘甲短暂相交，接着就是和中国近代又一位学术大师罗振玉相识，从而开启了他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新路程。值得思考的是，作为王国维的“顾主”汪康年弟兄俩，虽然在此期间与王国维朝夕相处，却未能成为他学术上的同道或生活中的朋友，这不能不说是王国维个性使然，也是汪氏兄弟不善辨识纳才之必然，更是王国维结交朋友的一种明智选择。
　　在《时务报》馆备感郁闷和压抑的王国维，对追求新学的热情则丝毫不减。为了实现其新学救国的梦想，王国维刚到上海“谋生”时就得知，与《时务报》馆比邻的新马路梅福里开设有一家专门教习日语的东文学社，且正在招生，开学在即。于是，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在征得汪氏兄弟同意后，得以进入东文学社“每日学三点钟”。如果说王国维在１６岁时主动购买前四史是他国学读书之始的话，那么２１岁进入《时务报》馆特别是就读东文学社则是他全面接受外来文化养分的开端。那么，东文学社是怎样一所学校，它随后给王国维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开办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８日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在上海成立学农社的一个附属机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一所专门学校。那么，罗振玉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成立学农社并创办东文学社呢？
　　同治五年（公元１８６６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罗振玉，乳名玉麟，初名宝钰，后改振钰字式如，又改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年号贞松老人，因其祖籍在浙江上虞永丰乡，遂自称永丰乡人。罗振玉，这位对王国维人生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东文学社创办者，其青少年经历与王国维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自幼体弱多病，１６岁以全县第七名考中秀才，但他同样不喜欢“时文绳墨”，偏对金石文史极为痴迷，乡试不第后遂绝意科举，后来也曾当过私塾先生，中日甲午海战后向心西学，渴望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来强国富民……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