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功能，诸如宾馆、戏院、酒店、商场等等。而当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大上海时，他所见到的则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名曰“洋场”，实则华夷混杂，行色奢靡，西装革履的洋人与脑后拖着小辫的华人随意进出于茶楼酒肆间，汽车、马车、黄包车比肩同行在繁华的街道上，就连娼寮妓院林立的红灯区内也是金发碧眼的洋姐与中土女性一同在花枝招展、搔首弄姿。当然，王国维来到上海所追求的不是什么显贵和浮华，而是当时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时务新学。那么，当时中国处在怎样一种社会思潮当中，它对国人思想及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在国内迅速兴起，但这时引入中国的只局限在西方物质文明方面。而随着洋务运动中一系列弊端的出现，一些热衷洋务但也善于思考的有识之士开始著述或译介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并勇敢地提出要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一批维新志士，随即将维新思想准备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世人皆知的“公车上书”。对于“公车上书”的意义，正史上早有评价说：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抗议政府的新格局，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爱国、革新、奋发向上的新的思想追求，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维新志士，这时毫无犹豫地站在智识人们要求通过革新变法拯救国家危亡的最前沿，他们高高地举起了维新大旗，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吁，使积压在人们心中多年的那种爱国御辱情怀，迅速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维新浪潮，这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展现出新的面貌。
　　通过“公车上书”之后，康、梁二人还深刻地认识到组织政治团体和创办宣传刊物，对于推进维新运动进程的重要性。于是，他们随即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并以强学会为基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维新运动宣传。诸如，集会、演讲、译介西学、创立报刊和创建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使维新思潮在神州大地上恣意纵横。其中，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就是宣传、鼓动维新思想的中心和最强音之一。
　　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的《时务报》，是根据康有为之统筹策划，由维新干将黄遵宪和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剩余经费和社会募捐所得，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就受命来到上海担任该报主笔，从而使《时务报》迅速成长为当时众多新学报刊之翘楚，由此也使梁启超更加声名卓著，闻名遐迩。确实，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的《时务报》，其主旨就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因此当时聚集了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章太炎、麦孟华和欧榘甲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一时间，这些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以其万丈豪情和卓越才华，密集而厚重地抛出了诸多掷地有声的惊世文章，不仅使《时务报》成为戊戌变法时期与天津《国闻报》齐名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刊，而且确实对开启民智、宣扬维新、抨击现实和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科技、思想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因为有了天才宣传家梁启超的加盟，他以其极具煽惑鼓动性的活泼文风、敢于直面抨击时弊的非凡勇气和深切反映民众心声的人文情怀，将《时务报》推上了极为辉煌的顶峰，成为深受读者欢迎且风靡全国的一份维新报刊，也成为推动维新变法由文化思想运动递进为全国性政治变革的一块前沿阵地。为了深入解析《时务报》这块维新前沿阵地对王国维的影响，下面不得不暂时冷落我们的主人公，转而来看一看这块阵地上的旗手兼主将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对王国维之所以到《时务报》馆“谋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２月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其实只比王国维年长四岁，但其时梁启超已经是名扬全国的文化名人和维新领袖了。确实，自幼有“神童”之美誉的梁启超，八九岁时就已经熟读诗书，并能一气呵成地写出洋洋洒洒千字文章。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初冬，年仅１１岁的梁启超前往广州应试时考中秀才，像这种童子考中秀才的奇事，不仅在广东境内开了历史之先河，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随后，梁启超以秀才资格入学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进行深造，并成为广东五大书院中菊坡、粤秀和粤华三座书院的院外生，从而有机会更加广泛地接触和涉猎各种学术观点及古籍善本与经典著述，这种经历为他后来参加科举考试打下了极其深厚的国学和社会根基。光绪十五年（公元１８８９年）９月，年仅１６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再一次震惊世人，以全省第八名的斐然成绩高中举人。光绪十六年（公元１８９０年），梁启超又成为康有为“万木草堂”最早弟子之一，从而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和学术生涯。特别是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３月，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进京准备参加来年会试期间，因为“公车上书”一举使他成为与老师齐名的维新领袖和文化名士。
　　接着，年仅２３岁的梁启超因为主笔上海《时务报》，使国人“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当然，梁启超之所以声名大噪，不仅是因为那场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还在于他确实拥有非同凡俗的才华和无比卓越的思想。由此，梁启超不仅赢得了清朝廷一些封疆大吏的瞩目，也成为当时追求新学后生的崇拜对象，例如王国维。不过，当王国维因为仰慕梁启超及由其主笔的《时务报》而来到上海该报馆就职时，梁启超却已离开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去了。这对于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遗憾，可是没想到这个遗憾竟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他们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才算了却。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务报》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正是因为加盟《时务报》，才使双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益。那么，梁启超为什么会在事业辉煌时选择离开《时务报》呢？
　　关于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个中原因，世间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是，《时务报》主办者汪康年秉承其原上司、清朝廷实力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授意，对梁启超在报馆工作实施挤兑，最后迫使梁启超主动辞了职。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有文章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初，声名远扬的梁启超准备前往武昌拜会洋务派实际领袖张之洞，共商维新改革大计。当张之洞得知梁启超将来拜访时，心情非常激动与振奋，他命令部属不仅要破例打开武昌城中门进行迎接，还准备鸣放数声礼炮表示其对梁氏的敬重与礼遇。后来，虽然因部属提醒说梁启超只是一名举人，鸣放礼炮是迎接钦差或督抚以上官员的礼节时，张之洞这才作罢，但他还是以特殊礼节迎接了梁启超的到访。据说，梁启超拜会张之洞的那天，恰好是张之洞的女儿出嫁之日，而张之洞竟然不顾众多迎门宾客，独与梁启超在后厅畅谈“至二更乃散”。在这次会见中，张之洞还盛情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院长，而当时梁启超因为一心扑在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上，遂婉言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不过，张之洞礼贤下士和热心维新的形象，就此深深地留在了梁启超的心中。而事实上，昔日热心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这时对康、梁的维新主张虽有肯定的一面，但也有极不赞成的一面，特别是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激烈言论，多有非议，只是他不便正面反驳罢了。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张之洞虽然没有正面表示反驳，但他却暗中指使曾任自己幕僚、时为《时务报》总经理的汪康年从中作梗，遂一度使汪梁两人之关系极度恶化。后来，虽经黄遵宪从中周旋与调解，但最终梁启超还是离开《时务报》，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到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时务报》内部出现“浙派”和“粤派”之争而使梁启超离开的。对此，有文章记述说：《时务报》创刊伊始，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氏弟子”主持实际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例如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和陈勤等，故被外界称之为“粤派”。而当时在《时务报》就职的浙江籍人员，只有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很显然“浙派”属于劣势。后来，因为有了章太炎的加入，从而使两派形成对峙状态。据说，自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３月才加盟《时务报》的章太炎，因其以瑰丽古奥之文笔连续写出了《论亚洲宜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丞宜保护》等文章，遂使《时务报》再次声名大振。对于当时《时务报》聚集了梁启超和章太炎等诸多学界骄子这一现象，黄遵宪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表示出极度高兴并寄予厚望。不过，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粤派”与以章太炎为首的“浙派”之间的分歧，外人也许难明就里。因为章太炎对“康氏弟子”一味崇拜康有为的做法极为反感，特别是对康有为宣扬的“孔教”主张，章太炎的态度简直就是不屑一顾。章太炎的这一态度，使对康有为极为崇拜的“康氏弟子”大为不满，以致最后竟发展到“康氏弟子”麦孟华与章太炎公开决斗的地步。随后，章太炎和梁启超、麦孟华等相继离开《时务报》，这不由使《时务报》一时跌进了低谷。↑↑
　　还有一种解释，则是将以上两种说法糅合在一起分析的。不过，无论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原因是什么，最起码的一个事实就是《时务报》就此一蹶不振。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低谷时期来到《时务报》馆的，这实在是王国维的不幸。当然，王国维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与梁启超等学者贤达失之交臂，还由于他遭遇了无能辨别也不懂欣赏他这块具有独特潜质美玉的“顾主”——汪康年。如此，我们不妨作此假想，如果王国维这时遇到的不是汪康年而是梁启超，他的人生历程一定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样。当然，一个人的命运与历史一样是不容假设的，但现实有时比假设还要精彩，就如王国维随后的人生轨迹。
　　时间还是回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元宵节前，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来到《时务报》馆报到，报馆经理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随后的几天里，父亲王乃誉将自己多年在外谋生的教益向儿子再三叮嘱后，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