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我们可知，王国维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考证、批驳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群经平义》。关于俞樾，关于《群经平义》，在详述之前如果点明俞樾是一代大学问家章太炎和大画家吴昌硕的老师，是中国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也许人们会对当时年仅１８岁的王国维的这一举动大为惊诧，而正是因为王国维这种不迷信权威的卓尔不群的治学精神，才赢得了同时代及后世学人的钦佩和景仰。
　　俞樾，字荫甫，后来因为在苏州建造一处名为曲园的宅园而自号“曲园”。道光元年（公元１８２１年）出生在距离海宁不远的浙江德清县的俞樾，年仅３０岁便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官职，后因拒绝上司曹登康要求为其营私舞弊而遭诬谗罢官。性情耿直的俞樾愤而南归后，远离仕途官场，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立说，先后任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和杭州诂经精舍，特别是在长达３１年的诂经精舍任教中，他培养出了章太炎和吴昌硕这样的大学问家和大画家。当然，俞樾自身经过多年的潜心修学，也成为国内文坛和学界备受推崇的一代大家。俞樾一生著述丰富，但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苏州曲园内所完成，曾国藩因其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一句而命名其书斋为“春在堂”，故俞樾曾结集出版的２５０卷著述即名为《春在堂全书》。在这套全书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就是被王国维批驳的《群经平义》，当然全书中还收录有《诸子平义》和《古书疑义举例》等名著。俞樾所著３５卷本的《群经平义》，其主旨就是对《易》、《书》、《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和《论语》、《孟子》、《尔雅》及《国语》等古代经典典籍进行校正和考订。这种治学方法与王国维考证、批驳其《群经平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俞樾考订的是已经弃世的前贤先哲之典籍，而王国维批驳《群经平义》时年逾古稀的俞老先生还在杭州诂经精舍任教。
　　对于王国维批驳同乡大学问家俞樾《群经平义》一事，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见静条驳俞氏《群经平义》，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至论笔墨。若果有确见，宜含蓄谦退以书，否则，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过，必至招尤集忌。故痛戒所习。
　　父亲王乃誉的这种告诫，很显然属于过来人的圆通。不过，王国维这时毕竟只有１８岁，他的这种敢于直面批驳权威的勇气实在难得，当时或现今又有几人敢为之？要知道浙江德清俞氏不仅是当地书香豪门，而且当时及后世多有学界权威之人。例如，俞樾之孙俞陛云于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在参加县试中考中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在杭州乡试中中举人第二名，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在京城殿试中以一甲第三名进士获探花及第，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应试经济特科名列第一，出任四川副主考。民国年间，俞陛云担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后移居北京参与编修清史。卢沟桥事变后，俞陛云保持民族气节，坚决拒绝日伪之请，闭门著述立说，以课子自娱，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蜀攟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和《乐静词》等。例如，俞陛云之子、俞樾之曾孙俞平伯，更是现今国人所熟知的红学大家，其实他不仅在红学研究上有创见性建树，而且在旧体诗词、散文和新诗创作上都有着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学术和文学大家。像这样显赫的学术世家，王国维竟然如此“率直”地直面批驳，想来实在需要非凡的治学勇气，当然本身也确实需要拥有不同凡俗的学术见解，否则“徒自取妄”就是难免的事了。
　　不过，从王国维年仅１８岁就敢于“条驳”学术权威一事而言，他这时还处在无所忧虑的年龄段，即便两年后结婚成人时他也没有脱离过父亲的教养，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月北上上海谋生他才真正感受到人生百味，而其中的郁闷和烦忧竟占据了大部。这不能不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新的认知。当然，促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深层思考的，还有那个激荡多变时代的思想狂飙，这是王国维追求新学、探索新思想而决意到上海“谋生”的内在因素。而王国维的这种追求和探索，注定他一生都要生活在信念的炼狱里，但经过这一炼狱之后他又注定要涅槃再生，从而实现他短暂一生的辉煌燃烧。确实，王国维人生那短短五十个春秋里，他一直在为学术生命和信仰而积极主动地燃烧着，而点燃他学术生命烈火的，应该是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以及担任该报主笔和旗手的另一位学术巨子——梁启超。所以，要想解析王国维璀璨的学术生命历程，不能不从他到上海《时务报》“谋生”开始，不能不从他那激扬但也多舛的青春岁月开始。

　　第二部分
　　青春多舛
　　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因为他还未品尝到成长过程中的苦痛与责任，就如庄稼拔节生长一样。这时的王国维虽然已经成婚，但他还没有独自涉足社会的经历，所以挫折苦闷在所难免，何况他还是一位不善于世俗交际的纯粹学人呢。不过，青春多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种社会现象或规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论你是普通常人还是显赫权贵，包括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师也不例外。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青春多舛有时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更容易使人对社会、人生和命运产生某种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能够选择属于自己的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生存状态或生活情趣吗？

　　第四章
　　“时务”谋生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月１３日，春节喜庆的气氛依然流淌在浙江海宁的街巷间，虽然气温还是江南这个季节典型而惯有的湿冷，但是王乃誉父子则打点行装要出门了。为了海宁王氏家族的希望和儿子王国维的前途，父亲王乃誉懂得应该放手让儿子到社会上去闯荡、历练，特别是他在心里认可王国维绝意科场属于明智之举后，更加明晰儿子的前程在学术而非科举的道理。不过，许多时候明白一种道理不易，而按照这种道理去行事则更难，就如父亲王乃誉之于儿子王国维北上上海追求新学一样。当然，父亲王乃誉不放心儿子独自北上上海“谋生”，主要考虑的这毕竟是王国维第一次前往大上海，第一次将独自面对社会和生活风雨，这怎能不让父亲王乃誉担心呢？
　　当然，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并不是如今人们为了优厚薪水去谋取一份工作那样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虽然这种功利性有时会被“先就业再择业”这一托词所堂皇或模糊掉，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因为王国维“谋生”在当时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馆，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生活需要或简单的生存之谋吧。↑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确实，早在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时就开始接触并矢志追求新学的王国维，此后“每思自奋”，对新学之渴望日益迫切，“但以家贫，不能游学”。面对这种景况，王国维虽“居恒怏怏”，但并没有放弃对新学的追求，而是到处搜求新学报刊以自学自修，特别是当时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他从创刊号第一期开始几乎每期必读，有一次竟携带“四十五、六册”归家挑灯阅读。由此可见，《时务报》在王国维心中的分量及对其思想之影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机缘能够前往《时务报》“谋生”，《时务报》又是怎样一份报刊，他对王国维后来的人生走向到底有着怎样影响呢？
　　新婚之后的王国维，因为不能留洋新学以圆自己救国之梦而“居恒怏怏”，遂决意外出谋事。对此，罗振玉后来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记述说：“公（王国维）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袱被至沪江，顾无所遇。适同学某孝廉为舍人司书记，以事返乡里，遣公为之代……”也就是说，王国维前往上海《时务报》就职，是由于一位在《时务报》任书记的同学因事返乡而得以替代的。确实，王国维自从决意外出谋事后，他许多的同学好友都积极为其谋划，终于由当时在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一职的同学许家惺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至于许家惺为何辞掉王国维极为艳羡的《时务报》之书记一职并推荐他就任的缘故，世间多有世故之揣测。一是许家惺因留念科举及第，遂以其参与编撰浙江地方志为由而举荐王国维代职；一是许家惺因为家中有事不能继续在《时务报》供职，遂请王国维代替自己之职务。许家惺的这一做法，对于当时急切需要人才的报馆和急于谋事的王国维两方面而言，都只不过属于堂皇借口或顺水人情而已。
　　不论其中缘故如何，王国维毕竟得到了一份“谋生”的差事，而且还是到他极为仰慕的《时务报》工作，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他无比兴奋的喜事。于是，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头戴瓜皮帽、身穿棉布袍、脚蹬元宝鞋的王国维，虽然穿着有点“冬烘”，但他内心则满怀憧憬地登上“王升记”号小火轮，“突突突”地从海宁硖石经平湖向大上海的自来水桥码头驶去。
　　位于中国南北海岸之间的大上海，原先属于河湖纵横的沼泽之地，后因吴淞江下游逐渐淤积而成为平原陆地，使上海这座城市得以孕育形成。春秋时，上海先后属于吴、越、楚等国领地，但并不是人群聚集之所，直到北宋天圣元年（公元１０２３年）才因上海浦岸设有“上海酒务”而在文献中第一次有了“上海”之记载。后经南宋和元两朝设立上海镇和上海县，才逐渐发展为“江南名邑”。不过，那时的上海依然只能算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小城镇而已，其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还应该从近代开始。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４２年）上海开埠后，作为中国第一批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西方各国开始任意在上海圈地建造房屋。于是，最先也最直观体现上海世界性的，就是那些鳞次栉比但风格迥异的近代经典建筑了。
　　确实，被世人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大上海，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和样式，无论是西方古典主义、现代流派，还是东方传统风格、民族形式，抑或是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建筑，都能在上海找到其经典的代表作。如此，无论人们是极目远眺还是徜徉其间，都能感受到大上海所拥有的那种刚健、雄浑、雍容和华贵的不凡气势。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认识上海的表象并不是什么建筑，而是这些建筑被赋予的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