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是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授和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宋朝时，中国有四大书院闻名遐迩，那就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到了王国维时代，虽然杭州的崇文书院没有以上四大书院知名，但起码是读书人进军科场的便捷之阶。不过，对“时文绳墨”渐失兴致的王国维，对崇文书院主要教授八股文的传习同样没什么兴趣，再加上崇文书院各项费用开支较大等原因，不久他便离开杭州崇文书院回到海宁。当然，因为王国维已经有了崇文书院生员的进身之阶，父亲王乃誉还是希望他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因为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是逢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不过，这一年实在是大清帝国的多事之秋，而“多事”则缘于一场战争——中日甲午之战。
　　这一年，时值甲午，故与大清帝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国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被中国历史家们称之为“甲午战争”或“甲午海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过程，我们无须多说，但结果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号称世界海军第三强的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这个表象结果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上下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士子们心中广受接纳。而对王国维父子来说，他们虽然失去了一次参加乡试的机会，但也使他们在当地成为喜谈新学的新潮人物。
　　回到海宁的王国维，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一边充任几家私塾先生，以便获取微薄薪水补贴家用。是的，自从父亲王乃誉辞掉幕僚工作之后，家中除了正常日用及王国维与王国华兄弟俩读书等开销外，姐姐王蕴玉出嫁时也使王家花了一笔嫁妆钱，这不由让父亲王乃誉感到家庭经济的支绌。不过，更让父亲王乃誉感到伤神的是，儿子王国维因为热衷新学而对科举毫无兴趣，又因当时国中掀起留学热潮，使王国维一心想着自己也能像富家子弟那样到国外留学，可由于家境不济而难以如愿，遂心情郁闷不思私塾教职。对于儿子王国维的这种心境，父亲王乃誉既感到担忧又很无奈，但他并没有放弃要求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最初想法。
　　为了缓解王国维的苦闷心情，父亲王乃誉决定为儿子选择一门亲事。于是，父亲王乃誉“将□熙门之产售去”，换得一千余元以作王国维结婚所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这是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的大婚之日，这年王国维年已２０，当时应该属于晚婚之龄，而如果在今天则无疑属于早婚。当然，早婚、晚婚或是否由父母安排儿女之婚姻，并不是男女婚姻幸福与否之根本，例如王国维。不过，早婚赞成者认为，早解决婚姻之事可以不妨碍发展事业；而晚婚提倡者则以为，年轻不懂爱情更不懂婚姻；至于是由父母安排还是自由恋爱结婚，同样不能保证婚姻不出问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古今同理。无论如何，王国维的婚姻却很幸福美满，不仅夫妻俩人婚后琴瑟和鸣，莫氏还先后为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这使海宁王氏子嗣不旺的现象彻底改观。其实，王国维与莫氏大婚前曾与本邑朱菊庭家联姻，只因朱家女儿未过门就去世了。这是插话。
　　婚后，王国维一边在同乡陈汝桢（字枚肃）家充任私塾先生，一边按照父亲意愿准备参加来年的乡试。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年后，王国维在父亲的催迫下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９月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而随着这次乡试的不第，王国维从此便彻底断绝科举念头，转而开始了他极为辉煌但也颇为艰难的独学之路。
　　王国维之所以断绝科举念头，除了他从内心不喜欢科举时文这一内在原因外，还不能不提到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和新学之兴起这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学兴起同样是源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那么，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正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举子，在广东举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策划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公车上书。至于“公车上书”是否真正发生过，如今在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广为流传的教科书上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的起源来自于康有为自己的宣传；另一种观点是以上海学者姜鸣先生为主的否定论，即“公车上书”根本就不曾发生。对此，姜鸣先生在其著作《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有专门文章予以解析，因这一争论不关本书主旨，故在此不赘。不过，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这时开始已经逐渐将他们希望通过改革图强来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思想，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散布宣传，使全国有识之士都表示认可和赞同。在康梁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中，创办报刊宣扬西学和建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学人才，是一项极有远见且极为重要的措施。当然，要想使这一措施得以顺利有效地施行，创办者和施教人才必不可少，而当时国人中多不谙西学，于是“走出去，请进来”便成为一种必然。而随着维新变法演变为全国性运动之后，这种必然更是涌动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冲击蔓延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一批批青少年开始走出国门，留学东洋或西洋，这使壮怀激烈的王国维更加感到坐卧不宁。确实，王国维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早就渴望能出国留学，然而由于“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这又使渴望新学的他只能“居恒怏怏”。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这时已经成婚的王国维理所当然还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于是，王国维在辗转几家私塾任教之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征程。虽然自此王国维的青春变得命运多舛，但学术征途却大有收获，逐渐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基础。不过，在详细表述王国维前往上海开始他青春多舛的命运之前，实在有必要对他绝意科举转向独学作一番解析。
　　众所周知，王国维一生不仅没能通过科举入仕，也不是现今所说的科班出身，但他却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国学大师。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及他与众不同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而要明晰王国维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又必须从他自然天成或自幼养成的独学方法和治学情趣开始讲起。当然，说王国维特别的独学方法是自然天成，也许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可至今我们也不能明了他从自幼不喜欢《十三经注疏》等正统国学经典，到后来对艰深国学产生盎然兴致并保持终身不减的根源所在。如此，下面只好就王国维最初的读书兴趣和治学方向作一介绍，以便读者或王国维研究者从中能得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国维自幼不喜“时文绳墨”，一味偏好金石文史，这从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他参加府试后自杭州购买“前四史”便可见一斑。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按说，王国维这时不仅已经读了近十年的私塾和州学，而且还连续通过了县试、州试和府试前的岁考，是闻名乡里的“海宁四才子”之首，怎么能说是他“平生读书之始”呢？对于王国维的这种自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确实不喜欢那些“时文绳墨”，他在私塾或州学所读之书皆是“应试”所逼，并非是他心中真正想读的。而如今，王国维第一次购买书籍竟是与“时文绳墨”不搭界的“前四史”，这无论如何也属于他主动读书之始或者是其读书真正兴趣之所在。
　　说“前四史”与“时文绳墨”不搭界，仅举一例以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１３０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契合。⑩本⑩作⑩品⑩由⑩⑩網⑩提⑩供⑩下⑩載⑩與⑩在⑩線⑩閱⑩讀⑩
　　王国维不喜“时文绳墨”而偏好“前四史”等文史，这从父子两人的日记和自述中可得明证。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说：“静儿……以市秘本《汉书》，其意欣然。……静儿出观所得唐镜香细批《汉书》，又有黼之记。……朱墨灿然，可宝也。”也就是说，王国维购得“前四史”后并没有私自藏观，而是主动与父亲王乃誉共同欣赏，并在书上做了大量批注。王国维之所以能如此光明正大地将“秘本”向父亲展示，应该说他对父亲同样偏好文史的情趣是了解的，或者说王国维的这方面情趣就是父亲的遗传或影响所致。既然王国维的心思在“前四史”等秘本上，那他自然对“时文绳墨”就不会太用心攻读，这不仅使他在“八股文”的学习上“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科考”和“乡试”。
　　那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到底学习了什么，对他后来独学和治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窃以为，首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为他后来所进行的文学创作、鉴赏和评论打下了深厚基础；其次，引领王国维进入了无比浩瀚而又充满魅力的史学海洋，使其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而不曾动摇；第三，王国维由此接触到训诂、校勘和注释等方面的考据知识，从而激发了他终生致力于考据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并创建了后来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当然，除了以上三点外王国维还从中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学识，在此不可能一一表述清楚，但以上三点应该是最主要的方面。关于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留待后面详细解说，至于考据在此也仅举一例。考据，亦称“考证”，是一门以事实为依据的求证性学问。关于考据的重要性，记得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由此可知，考证在中国学术中之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