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维所不同的是，罗振玉年长王国维１１岁且早在其１７岁时就因校订《金石萃编》而为时人所称道，随后又以考证精审的诸多著作受到国内学界一些巨擘的垂青，诸如他的《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五史校议》、《面城精舍集文甲乙编》等等，特别是《存拙斋札疏》不仅得到当时学界鸿儒汪士铎亲为之作跋，而且还被当年王国维“条驳”的俞樾老先生摘录其中精妙之语编入自己的《茶香室笔记》中，遂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一段趣闻佳话。当然，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性情上也是截然不同的，诸如罗振玉善于与人交往，人际关系畅达，懂得如何借助外力来实现其远大理想，并敢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从而才有了他自酬资金到上海创办学农社、《农学报》和东文学社等，也才有了王国维就读东文学社与其结识的这一历史机缘。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罗振玉痛感中日甲午海战所反映出中国贫弱之现状，又在康、梁“公车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的激励下，积极联络诸多友人准备在淮安创办“淮安西学书院”，意在培养西学人才以振兴中国。后来，罗振玉这一设想因为未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而流产，但他向心西方的志向并没有气馁或改变，而是于第二年前往上海创办了学农社。罗振玉之所以如此热衷兴办农学，是与他“念农为邦本”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所以他才萌生“学农之志”，并积极创办学农社以积聚热心以农兴邦的新学人才，自筹资金创办《农学报》以翻译介绍欧美等西方国家先进的农业科技，来改善中国固有传统农业的萧条状况，从而达到他以农兴邦的宏愿。在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农学杂志《农学报》的过程中，罗振玉因为报馆严重缺乏精通外文人才，遂聘请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科的藤田丰八（字剑峰）为译员。而罗振玉之所以聘请日本籍藤田剑峰为学农社和《农学报》馆译员，这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明治维新给这个与中国比邻之岛屿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改革态度坚决、改革手段强硬而多样，而且改革的内容也很全面、彻底，特别重要的是还在近代亚洲开启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先河。在明治维新中，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有些内容还是国家以政府名义强令所施行的，比如在所有大学务必开设英文和德文课程。而正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培养了大批精通外语人才的缘故，才得以组织大量人力广泛地翻译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书籍，从而全面有效地推动了明治维新进程，也领导了近代亚洲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
　　而中国，随后虽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似乎只是一味地引进西方的物资装备，在表面上武装强大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更别说培养外语人才这一具体措施了。即便中日甲午海战后，经有识之士倡议在京城开设了同文馆，但这毕竟要比日本晚了许多年。于是，罗振玉创办学农社和《农学报》要译介西方先进的农业书籍或科技文章，只能从日语本中进行转译，可就连从日语本转译也因严重缺乏精通日语人才而举步维艰。所以，当罗振玉通过友人介绍得知日本人藤田剑峰不仅精通英语和德语，而且还是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专业的高材生时，便毫不犹豫地出高薪予以聘请。
　　自从藤田剑峰接受罗振玉聘请后，他也确实劳有所值，对得起那份优厚的薪水，不仅使学农社成为中国新学人才和日本学者聚集交流的中心场所，而且《农学报》也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了旬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大为增加。不过，罗振玉非常清醒地明白他的学农社和《农学报》仅仅依靠藤田剑峰一人，是难以实现他创办集翻译、办报、出版和发行为一体的“农业托拉斯”之宏愿。
　　对于罗振玉的这一宏愿，藤田剑峰不仅表示理解和赞赏，而且还因此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然是同道又是朋友，藤田剑峰便向罗振玉建议自己开办一所日语学校，以便为学农社和《农学报》培养急需的日语翻译人才。其实，藤田剑峰的这一建议也正是罗振玉心中早有的想法，只是碍于学社和报馆只有藤田剑峰一名日语译员，其本身所担负的译介任务极为繁重，故一直未曾向他提起。如今，藤田剑峰自己表述了这一想法，自然马上就得到了罗振玉的认同。罗振玉对于藤田剑峰这一建议的认同，还在于他们都有中日是唇齿邻邦应该友好亲善的共识。而要实现这一共识，他们又都认为应该首先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才往来方面开始。然而，仅仅因为语言障碍而难以在双方之间广泛开展以上之交流活动，这就不能不率先从解决语言沟通方面入手。基于以上这些方面的考虑，罗振玉决定创办一所属于自己的日语学校，这就是东文学社诞生的时代背景。
　　为了使东文学社顺利地创办起来，善于借助外力的罗振玉在与学农社最初加盟者邱宪（字于藩，又字菘生，号啬庵）、蒋黼（字觐扆，后改字伯斧）等好友积极进行筹划的同时，还主动与王国维的“顾主”《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量合作，因为汪康年的《时务报》也因为需要译介日文报刊人员而一筹不展。于是，由罗振玉和以上三位及江苏溧阳热心新学的狄葆贤五人共同发起的东文学社，在日本学者藤田剑峰的襄助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初正式创办。
　　透过由罗振玉亲自起草的东文学社章程，人们不难发现其敏锐的目光及创办学社之宗旨。例如，罗振玉在该章程中这样写道：“立此社之主意约三端：一、因将来中东交涉之事必繁，而通东文者甚少故；二、因译书译报，动须远聘故；三、因中东人士语言不能私通，将来交接，种种不便故。”创办东文学社的这一宗旨，虽然汪康年等人都表示赞同，但因他们各有自己的事务，所以在创办东文学社过程中，几乎完全是由罗振玉一人在具体策划和操办。不过，根据创办者最初之共同约定，参与创办各方（实际上只有罗振玉的学农社和汪康年的《时务报》两方）所属人员中的贫困者可以免除学费，但学员必须为各方机构提供服务，例如王国维入学东文学社就应该为《时务报》工作。因此，王国维在幸运地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同时，也就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时务报》馆汪氏兄弟之苛责，从而才有了前文写给同学许家惺信中“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一句无奈之语。关于王国维学习日语“已成骑虎之势”的缘故，留待后说。现在，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最初是如何进入东文学社一事向读者交代清楚，因为这关系到王国维与罗振玉到底是如何相识的这一历史之谜。
　　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如何相识一事，上海的陈鸿祥先生曾这样表述说：“那时，罗振玉是《时务报》馆的常客，他的书信，亦多由《时务报》馆转达，故他不但经常与汪康年兄弟往来，并且会与做着《时务报》馆门房和收发的王国维见面交谈，乃在情理之中。”在此，似乎有必要提醒读者不妨注意“乃在情理之中”一句，因为这很显然是陈鸿祥先生自己的揣测，并不能确证罗、王就是这样相识的。换言之，即便罗、王确是这样相识的，陈鸿祥先生也没有清楚地交代出王国维是否就是由此而进入东文学社的。不过，治学严谨的陈鸿祥先生随后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刘鹗之孙、罗振玉之外孙刘蕙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５日发表在上海《人世间》杂志上及收录在公元１９９０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的两篇回忆文章，作为其揣测之佐证。因为陈鸿祥先生在列举中还不乏自己之考证，故为了尊重其劳动成果，特引录如下：
　　证言之一：刘先生回忆说，罗雪堂（振玉）在上海办农报馆，王国维同乡许某（即许家惺）荐他去《时务报》馆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报馆，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再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罗门弟子。
　　对于这一证言，陈鸿祥先生还补充说：“这是刘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写的，距王国维去世仅七八年，并说当他写此文时，‘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于是，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本人去世前数年（１９８７年），又补写第二个回忆。”即：◎◎網◎
　　证言之二：刘先生说，１９３０年夏我去旅顺罗家时，一天晚上雪堂先生和我说：他和静安先生相识，是某年正月初二，去汪穰卿（康年）的《时务报》馆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人，桌上放着一包花生，摊着一本书在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就走进房去。一看，原来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得奇怪，就进而问讯，其人也起身让座，才知是《时务报》的校对员海宁王静安。坐下攀谈，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就劝王去南洋公学读书，说王有个秀才功名，可以进师范班。自己是公学监督，可以为力。静安说：奈生计何！因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元。雪堂就说：“你去读书，我《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给农报写点东西。每月工资四十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静安先生就这样入了南洋公学东文班。
　　对于以上两则证言，陈鸿祥先生将其中记忆不确之处一一予以订正，例如许家惺当时不在《时务报》馆并无嫉妒抑制王国维一事，又如罗振玉到《时务报》馆拜年时并不是正月初二而可能是元宵节，再如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南洋公学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而不是刘蕙孙先生证言之二中提供的时间等等。不过，陈鸿祥先生基本认可刘蕙孙先生所说是罗振玉“劝王去东文学社读‘东文’”一事，当然这也是可信的事实。由此可知，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并就此展露其非凡才华，确实与罗振玉过人的辨识之功分不开。在这里，我们虽没有贬低汪康年兄弟俩之意，但仅此一点也不难看出在这方面罗振玉确实要胜其一筹。
　　就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王国维，此后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因为家境不济难以出洋留学，而今却有机会就近在上海学习日语，从而为自己追求新学打开了一扇明窗，特别是随后因为得到罗振玉的格外赏识，更使他迈上了学术大师的辉煌征途。这留待下面详述，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国维既然得以入读东文学社，实现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