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追求新学之梦想，他还什么可忧的或者说为什么竟“成骑虎之势”呢？
原来，当王国维向“顾主”汪氏兄弟提出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一事时，汪氏兄弟很爽快地答应了王国维的请求。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还满怀感念地记述说：“（公元１８９８年）二月上虞罗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立，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读焉。汪君许之。”不料，当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正式学习之后才发现，不仅拗口的日语使自己初学起来“颇觉不易”，而且汪氏兄弟也没有体谅自己边工作边学习之艰辛，反而将《时务报》馆大量事务性工作交给王国维，但薪水还是原来那样菲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辞掉《时务报》馆之职，他就必须交纳一年２０元不菲的学费，这就是上面他向“导夫先路”老同学许家惺写那封“求救”信中提到的“骑虎之势”。然而，当时正忙于编撰浙江地方志的许家惺，根本无暇也无力照顾到王国维，这就不由使初涉世事的王国维感到心情“殊闷”。
在这种景况下，王国维思虑再三，不得不向初识自己才华的罗振玉诉说。而奇怪的是，爱才惜才的罗振玉却没有直接找到汪康年兄弟俩为王国维说情以减少其工作量，而是请藤田剑峰出面与汪氏进行交涉。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当时中国人都很崇拜的洋人藤田剑峰为王国维说情，汪氏兄弟起初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后来，虽经藤田剑峰多次解说，汪氏竟口头答应对王国维予以关照，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王国维的日常工作量，背后还让帐房先生向王国维传话说，因为王国维每天要到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耽误报馆工作将减少或扣除他的薪水呢。
呜呼，哉哀！大才如王国维者，在大才未被人识时竟要遭受“庸众”如此之讦难，实在让人悲愤之至。
其实，大才们这种劫难不仅在其大才未展之时会发生，即便是大才显露为社会所识，如果时代不昌明或得不到有识当局之重视，这种悲剧同样不可避免。这与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在缅怀先师梁思成时所说的一样让人深思，记得周干峙先生说：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的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当然，王国维这时的遭遇还称不上是什么悲剧，但郁闷气愤是必然的了。
如果说，王国维对“顾主”汪氏兄弟的这种故意刁难还能够勉强承受的话，那么学习效果的不如人意就让他备感焦虑了。
我们毫不怀疑王国维的天赋，但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入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他确实遭遇了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尴尬。虽然成绩不及格有工作繁重等客观原因，但丝毫也不能掩盖王国维在初学日语中的不摸调，或者说他并没有很快找到学习日语的有效方法。当然，王国维那一口难懂的浙江海宁地方官话，也确实不利于他学习本来就拗口的日本话。为了帮助王国维等学员顺利完成东文学社学业，罗振玉不仅特许王国维等在当年五月考试中不及格者留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业，后来还专门聘请了几名日本人以增强学社的师资力量，诸如日本驻上海副领事诸井六郎学士、书记船津辰一郎和田冈岭云等人担任义务教员或助教。当然，作为东文学社的倡议者兼主要教员，藤田剑峰还特意推介王国维尝试翻译日文报刊，以加快王国维熟练掌握日语之进程。作为王国维鸿富治学的一部分，其译作多年来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佛雏先生艰辛整理后，才在中国学界闪射出其耀眼光芒。而王国维译作之始，应该说就是从藤田剑峰这时指导开始的，这不能不说藤田剑峰是王国维在这一方面的领路人。
与藤田剑峰引导王国维尝试译介日文报刊所不同，与汪康年兄弟俩故意刁难王国维学习日语更不可同日而语的是，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来说简直就是一颗有着知遇之恩的福星。那么，除了以上介绍的罗振玉在《时务报》馆初识王国维不俗才华之后，王国维后来又是因何而得到罗振玉的格外垂爱，以及竭力资助和扶携其走上学术事业辉煌的呢？
其实，罗振玉知遇王国维实在是一个偶然，而偶然的起因仅仅是一首诗，一首王国维写在同学扇面上的“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据说，罗振玉对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极为欣赏，当时将题诗扇面把玩良久不忍放下。随后，罗振玉特意将王国维找到办公室详谈，在感受到王国维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远大志向的同时，他也进一步得知了王国维家境及当时所处的艰难景况。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切费用，并决定让其参与东文学社管理事务，使王国维在获得一份薪水解决困境的同时，也得以安心顺利地完成学业。
在这里，我们还没有故意要贬低汪氏兄弟之意，但命运有时就是如此的精妙且不为人所测算。比如，如果说罗振玉知遇王国维是一种偶然的话，那是因为其一次随意探视学员时，在不经意间发现了王国维的那首诗；而如果说王国维得遇罗振玉是一种必然的话，那又不能不说是由于王国维不凡的才华，得到同样才华非凡且善于发现人才的罗振玉的认可。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必然，否则王国维在《时务报》馆供职数月为何未能得到汪氏兄弟之认可呢？
第六章
“咏史”抒怀
使罗振玉“大异之”的王国维的那首扇面诗，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一年后才经友人整理，发表在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６６期上，从而才让世人得以感受其独特而恒久的魅力。与这首诗一同发表的，还有王国维同期创作的另外１９首诗歌，名为《咏史》二十首。
其实，关于王国维《咏史》二十首到底创作于何时，如今已经难以考证确凿了。即便是引起罗振玉“大异之”的那首扇面诗，有说是罗振玉发现时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到《时务报》就职那年所创作的，还有含糊其词地概括为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所写，真是莫衷一是。也难怪，作为史学大师王国维的早期诗歌作品，不仅其创作时间难以考证确切，就连诗中所蕴藏的历史典故、隐含的深邃寓意及所要表达的诗人情怀，也是后人难以诠释清楚的。例如，治学严谨的上海陈鸿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诠释王国维那首扇面诗时，就出现了让人费解和遗憾的舛误。陈鸿祥先生在诠释该诗“张陈远略逊甘英”一句时说：
“张陈远略”即《史记》所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
也就是说，“张陈远略”讲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壮举。而事实上，“张陈远略”并非是指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经典，其表述的则是东汉安帝刘祜年间的一段往事。即东汉安帝年间，因为匈奴多次侵扰汉庭边境，时任敦煌太守张珰便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派遣大军对匈奴实施打击，以保障西域领土之安全。对于张珰上书朝廷所请之内容，尚书陈忠表示极为赞同，遂也上书汉安帝刘祜建议在敦煌设置校尉，派驻军队以镇抚西域各国。于是，汉安帝刘祜接受张珰和陈忠的建议，派遣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统领大军驻屯柳中，从而重新打通了西域各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王国维诗中“张陈远略”即指的是这一段旧事，而不是陈鸿祥先生所诠释的张骞通西域，这里的“张”是指敦煌太守张珰而非张骞，“陈”即是尚书陈忠。而正是因为这一舛误，导致陈鸿祥先生随后将张骞所凿通之西域，牵强地解释为张骞“所见仅限于中国西部边疆”。如果按照陈鸿祥先生所说，张骞所见确实“仅限于中国西部边疆”，那真是要“逊甘英”多矣，而史实并非如此。甘英，是汉和帝时随班超出使西域的一名部属，曾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古罗马帝国），后来虽未能达到最终之目的地，但他的行程直达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其距离汉朝的玉门关已经超出两万公里之远。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后来张珰和陈忠建议设置敦煌校尉重新打开先人开凿通西域之天路所能比，故有王国维诗中“逊甘英”一说。当然，王国维这首扇面诗所要表达的，确如陈鸿祥先生所说是“怀前贤，放眼世界，振我中华的宏大远志”。
即便王国维诗中蕴藏典故如此之深邃难解，而我们要想解析王国维这位学术大师的人生密码，又实在不能忽略或绕开他的这《咏史》二十首诗，因为它们毕竟蕴涵着王国维多舛青春的点滴信息，表达了王国维在那个激变时代的一种情怀。如此，下面我们就选择其中几首试着解析一番，能否窥斑见豹就请读者与我共同努力了。
王国维这《咏史》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伏羲、轩皇到创建中华千秋伟业的秦皇汉武，从夏商周创业之艰难到盛唐之无比辉煌，直至明朝末年兵败朝鲜使国运急转直下，其中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典故，无不成为王国维笔下所吟咏的对象，其涉及典籍几乎涵盖了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南北朝史》到唐宋元明各史，以及《山海经》、《文心雕龙》、《水经注》和《墨子》等诸子百家著述，而内容同样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和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当然，我们需要明白，一个诗人的情怀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一首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也一定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某些事件相联。例如，王国维《咏史》最后一首就是针对中日甲午海战后国家面临严重危机，而向自己及全体国民发出的一种呐喊：◢◢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东海人奴盖世雄，卷舒八道势如风。
碧蹄倘得擒渠反，大壑何由起蛰龙？
王国维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呐喊，还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包括日本在内“四夷来朝”的盛世。而如今，国势艰难，民众不化，思想守旧，科技落后，可当政者却依然不思振奋，导致大多国民消弭丧失复兴之信念。于是，王国维觉得应该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强盛来激励国民自尊，唤醒人们积极投身到维新变法中来：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祅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
不过，王国维不仅是民族主义者，他还希望全球人民携手团结起来，拒绝战争，共创和平，从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一美好愿景：
黑水金山启伯图，长驱远蹠世间无。
至今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