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
　　当然，单就诗歌艺术及风格而言，王国维这《咏史》二十首不仅“议论新奇而正大”，想象瑰丽惊绝，而且还表露出了青年王国维追求一种纵横捭阖诗风之端倪。例如，他的《咏史》第一首就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数千年前之神话传说与现实巧妙地接续了下来：
　　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
　　何当踏破双芒屐，却上昆仑望故乡。
　　与第一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王国维在《咏史》第二首中将炎黄祖先率族迁徙之艰难史迹给予了热情的歌咏：
　　两条云岭摩天出，九曲黄河绕地回。
　　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说仅以上两首还不足以反映出王国维追求挥洒大气之诗风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其《咏史》二十首中列举出诸如“轻骑今朝绝大漠，楼船明日下牂牁”、“铜刀岁岁战东欧，石驽年年山挹娄”等等，这不能不说都很好地表现了王国维诗歌追求豪迈奔放的一面。
　　家贫出孝子，国难现忠臣。就在王国维创作《咏史》二十首的那个年代，虽然大清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积弊丛生，处在极其严重的内忧外患之风雨飘摇中，但凸现忠臣之志、之勇的并不是在朝之达官显贵，而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布衣学士们。不过，最初由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虽然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０日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正式启动，但时间的车轮仅仅勉强转动了１０３天便戛然而止，随后便是“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落地，便是康、梁在洋人羽翼下急慌慌地流亡异域，当然更有诸多当朝大员被流放到苦寒之地或黯然归隐乡林等待老死。其实，以上所涉及之人应该明白中国历次改革之痛，可一个具有改革创新思想的行动者，在决意要将其创新思想付之于行动时，往往都会把过去的经验或教训搁置一旁，决不瞻前顾后地全力以赴，而结果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例如，在康、梁发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几次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除了因为有千古一帝秦始皇大力支持的商鞅变法获得短暂成功外，其他都因导致国家出现叛乱或灭亡而终止。至于康、梁倡导实施的“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因为严重触及到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力反对。而自认受变法之害至深的，莫过于那位多年执掌中国最高行政权的守旧势力之首慈禧太后了。所以，当大批守旧人士急速聚集在她身边的时候，精明而善于政治斗争的慈禧太后认为，镇压维新运动时机已到。于是，当她得悉维新人士劝说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密报后，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果断地剥夺了光绪皇帝理政的一切权力。对此，《上谕档》中记载说：是年９月１８日光绪皇帝处理一切事务“均鉴拟办法，恭呈慈鉴，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三天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对于由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实施的这场变法，王国维无法也无需知道其中细节，但他在变法开始前三个多月就做出了准确预言：“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到一分就算一分。”不过，当康、梁正式发动这场变法时，还是给王国维带来了一种振奋和疑虑。诸如，他对朝廷颁布废八股、开特科、裁冗员和改武备等条款表示欢迎，而对罢黜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员、帝师翁同龢而调用直隶总督王文韶一事又感到心中疑惑。对此，王国维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说：“连日读上谕，均有怵惕振厉之意。又常熟（翁同龢）罢相，实非意料，足为天下庆幸，但去翁而召王（王文韶），一间耳。”由于“戊戌变法”风云莫测，这让王国维隐隐有些担忧，这种情绪在他这时所写总题为《杂诗》的三首诗中有所表现，虽然寓意比较隐含，但读者联系时局还是不难明了的：
　　飘风
　　飘风自北来，吹我中庭树。
　　鸟乌覆其巢，向晦归何处？
　　西山扬颓光，须臾复霾雾。
　　翛翛长夜间，漫漫不知曙。
　　旨蓄既以罄，桑土又云腐。
　　欲从鸿鹄翔，铩羽不能遽。
　　阴阳陶万汇，温溧固有数。
　　亮无未雨谋，苍苍何喜怒！
　　美人
　　美人如桃李，灼灼照我颜。
　　贻我绝代宝，昆山青琅玕。
　　一朝各千里，执手涕汍澜。
　　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
　　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
　　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
　　日月如矢激，倏忽鬓毛斑。
　　我诵《唐棣》诗，愧恧当奚言。
　　豫章
　　豫章生七年，荏苒不成株。
　　其上矗梗楠，郁郁干云衢。
　　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
　　诘朝事斤斧，浃辰涂丹朱。
　　明堂高且严，佚荡天人居。
　　虹梁抗日月，菡萏纷扶敷。
　　顾此豫章苗，谓为中欂栌。◇◇
　　付彼拙工辈，刻削失其初。
　　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
　　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
　　让王国维难以预测的，不仅是波诡云谲的维新变革局势，还有因此发生的《时务报》之“馆事大变”，以及与此不相干的其身体病症的发作。

　　第七章
　　留洋前后
　　这实在是一个激变时代。
　　在维新变法短暂的洪流中，王国维却病倒了。一直以来，人们都十分相信王国维是一个不善自理生活的人，事实也确实如人们所想象。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初，年仅２１岁的王国维第一次别离家人独自到上海“谋生”，虽然时间只过去了不足半年，但他在极其忙碌紧张而郁闷烦忧的工作学习中，已经使原本羸弱的身体支撑不住了。这年７月中旬，王国维因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导致腿病发作，难以行走与工作，遂不得不回到海宁老家治疗休养。不过，使王国维能够稍稍放心回乡养病的，不仅因为这时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兄弟俩的心思已渐渐有所转移，而且东文学社这一学期的课程也基本完成即将放假。于是，王国维从上海返回浙江海宁，在安心治病的同时也尽情享受了家庭之温情。
　　至今，我们也无法想象与王国维情深谊笃的妻子莫氏，到底是怎样一位贤惠温顺而又聪颖明理的内人。自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嫁到王家后，莫氏在丈夫王国维忙于追求新学、参加科举考试与辗转多家私塾谋生中，始终能保持心气的宁静与平和，这对于思想活跃、思维深邃、思路明晰而又命运多舛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一份难得的天赐良缘。记得林语堂先生说：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多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而这时王国维所享受和拥有的，恐怕远不止这些，所以林语堂先生又说：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又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确实，如果读者将林语堂先生所说与王国维夫妇实际情形相对照就会发现，王国维确属头脑中有诸多新奇想法不得闲的人，而其妻子莫氏的性情也属于宁静稳定一类。所以说，王国维正是因为拥有莫氏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闺中人，才使海宁成为他的一处最宜养性修身之地。
　　不过，这时的王国维还没有养性修身之心，严重的腿病使他“颇为焦虑”。而由于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再加上连续多日滴雨未下，致使海宁境内的许多河塘沟湖都干涸了，就连浩淼的钱塘江内河也干枯得难以行船。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不得不就近在海宁当地寻找中医进行治疗，但病情一时难见好转。所以，当于心不忍或胸怀他意的汪康年兄弟俩写信向王国维表示慰问，并希望他病愈后继续到《时务报》馆任职时，涉世不深的王国维坦诚地回信说：“昨得初二日（７月２０日）手书，敬悉一切。贱恙仍不见松，寸步不能行走，医者或云风湿，或云虚弱，几乎无所适从。拟俟天稍雨，河水可通，或至省城大英医院医治，大约不能骤愈，甚恨！”
　　在这里，之所以说王国维涉世不深，因为他当时还不能洞悉《时务报》馆将发生的变故，故他在同一封信中还向汪氏兄弟提出了一条有益的建议：“穰先生（汪康年）及先生（汪诒年）为国维学问故，俾译东文，至感至感。但馆中只有日本报一种，新闻太少，尚须先添购大阪《朝日新闻》及东京《日日新闻》二种，有东便祈定购为要。”一个星期后，王国维在又一封回信中向汪氏兄弟谈到了自己的病情：“此间新延一医诊治，据云系鹤膝风，因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极。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
　　美名“鹤膝风”，其实就是一种江南农村多见的脚气病，因为此病症发作时使两小腿肌肉萎缩而膝盖处肿大，形似仙鹤之腿，故有此名。同样，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还为汪氏兄弟自己刚刚创办的《时务日报》出谋划策说：“日报竟如此畅销，唯急须筹款，但既有兴旺气象，则招股较易也。”那么，王国维为汪氏兄弟筹划“招股”的《时务日报》，与原先由他们主持的《时务报》有何不同呢？汪氏兄弟又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创办《时务日报》呢？这就牵扯到当时轰动全国报界的一件大事——《时务报》争夺风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风波是《时务报》当年“粤派”与“浙派”之争的延续。众所周知，《时务报》最初是以康有为当年组织强学会所剩款项及黄遵宪捐献的１０００块大洋而创办起来的。后来，创办者之一汪康年兄弟和报馆浙江籍巨笔章太炎等人，与报馆以梁启超为主笔的“粤派”人士产生严重分歧，而导致“粤派”人士全部离开了《时务报》馆。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和现实情况而言，自从梁启超离开报馆由汪氏兄弟全权主持《时务报》后，确实导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鉴于《时务报》馆的这种状况，当时正得光绪皇帝宠信的康有为“恐其败也”，遂向光绪皇帝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拟定由梁启超担任该报总经理。康有为这一奏请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后，该批准“上谕”随即刊登在包括上海《申报》在内的全国多家报刊上。既然有皇帝“上谕”的批准，汪氏兄弟不得不将《时务报》归于官府，实则归于康有为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