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粤派”。不过，深谙官场伎俩并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朝廷守旧大员暗中支持的汪氏兄弟俩，却依据“上谕”中“据实昌言”之旨意，采取偷梁换柱之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同时将他们于同年５月自行创办的《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只留下一无所有的《时务报》空壳等待康有为前来上海收拾。随后，汪氏兄弟的《昌言报》被朝廷查封，康有为也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海外，当然《时务报》也就此关闭。这就是纷闹一时且两败俱伤的“争报”风波。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果联系汪氏兄弟在王国维生病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想一想，再加上后来王国维在腿病将愈时竟再次请老同学许家惺向汪氏兄弟推荐自己到只留存的《中外日报》就任翻译一事，我们不能不承认上文所说王国维涉世不深和汪氏兄弟胸怀他意，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无来由的妄自揣测吧？当然，既然新《时务报》胎死腹中，而《昌言报》也被迫关闭，家境贫困的长子王国维毕竟需要一份薪水奉养家人。
　　古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海宁老家养病的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耳闻以上“争报”风波外，还于同年８月８日经历了出生仅两个多月的长女夭折的痛楚，这让王国维夫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丧女之痛中不能自拔。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失败，这更让王国维悲痛万分。据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记述说：当这一消息传来时，倾向维新的热血青年王国维“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然而，人生于天地凡俗之间除了悲愤感慨之外，最终还是要继续生存生活下去。于是，王国维在同年１１月２９日再次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王国维这次到上海“谋生”，主要得益于一直关注着他的罗振玉之扶助。
　　关于罗振玉，我们在这里先抛开他出色学者这一身份不说，实在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目光敏锐且办事能力极强的干练之才。在王国维回海宁治疗腿病之前，罗振玉就将学农社事务分别交给蒋黼和藤田剑峰管理，自己则回到江苏淮安看望年迈父母去了。在这期间，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如火如荼，而以创办学农社名列维新名流的罗振玉这时却安坐家乡老宅，不见有任何与变法相关的惊世之举。“戊戌变法”失败后，诸多倡导维新的社团、学会和报刊被强行取缔，临时主持《农学报》的蒋黼见状也主动将报馆关闭。而这时，罗振玉竟不顾由自己亲手创办并曾受到光绪皇帝赞誉的维新会社——学农社惹祸上身，义无返顾地从江苏淮安返回上海，直接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将学农社和《农学报》等交由上海农工商局主办。而刘坤一这位深得慈禧太后器重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解散学农社、接管《农学报》，反而鼓励罗振玉要打开学农社大门广泛地开展交流活动，并责成上海道拨款２０００元扶持罗振玉继续创办《农学报》。随后，再次得到地方当局大力支持的罗振玉，又自筹资金将汪康年和蒋黼等从中脱离的东文学社重新开办了起来。
　　这时，已经回到上海并由罗振玉亲自安置在《农学报》馆的王国维，遂应邀担任东文学社庶务，月薪３０元大洋。于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习的同时，还在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藤田剑峰指导下，积极参与学农社日文书刊的翻译工作。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日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还学习了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并结识了诸多日本籍学者友人。特别是前文提到的一位名叫田冈云岭的日籍教员，因为他是专攻西方哲学的学士，遂成为引导王国维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引路人。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这样写道：
　　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即田冈云岭）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见田冈君文集中，有引汗德（今译为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
　　不过，当时由于“文字睽隔”，王国维虽然“心甚喜之”，但他却只能遗憾地“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所幸的是，东文学社随即开设了英文等课程，使王国维“心甚喜之”的康德和叔本华之哲学，渐渐地为王国维所读懂、接受，并由此奠定了其悲剧性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当然，王国维接受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观，也为他后来从西方哲学和美学角度开展文学评论打开了一扇别致之窗。这是后话。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是王国维在上海“谋生”较为顺利舒心的一年，顺利的不仅因为在东文学社能够安定地工作学习，并获得３０元不菲的薪水以赖养家，而且妻子莫氏于当年１１月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王国维最感舒心的事。这个被王国维“取其沉潜高明之意”而起名为王潜明（字伯深）的男婴，既是浙江海宁王氏家族王乃誉的长房长孙，又弥合了王国维夫妇去年的丧女之痛，更是王国维心中升腾起来的一种希望。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读者特别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王国维在这一年里竟然读起了江子屏的《汉学师承记》，无疑这是一部介绍国学治学途径的专书。之所以请读者对此注意，那就是说心向新学的王国维，并没有迷失在当时风靡的新学潮流中，而是清醒地明白深邃国学对于他这位致力于学术研究者的重要性。当然，这也并不表明王国维失去了渴盼出国留学的原先梦想，反而因为新学知识面的扩展与深入，更加增强了他出国留学的愿望。
　　王国维出国留学实在是好事多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初，王国维从时任杭州知府幕僚的好友高啸桐处得知，浙江将开设官费“出洋考试”。于是，王国维于同年３月在罗振玉的支持下，离开上海来到杭州准备参加这场“出洋考试”。不曾想，这场所谓的“出洋考试”不知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之事，还是诸多书刊中解释为抚台大人“老眊善忘，考验须迟”，反正传说“出洋考试”的时间要推迟了。既然如此，王国维决定先回海宁等候消息，毕竟住在杭州德升客栈的花费，不是他所能长期承受的。
　　回到海宁老家的王国维，在享受已经能牙牙学语儿子带给他欢乐的同时，还必须面临倔强父亲王乃誉希望他再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原来，这个庚子年（公元１９００年）是又逢满清朝廷规定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虽然八股文体在“戊戌变法”时被取消，但科举考试并没有废止，而是将传统应试科目改为“策论”而已。面对老父亲王乃誉的倔强愿望，早已绝意科举心向新学的王国维不得不耐心地向父亲解释，虽然父亲最终也没有被儿子说服，但王国维绝意科举之心最终也没有改变。对此，有关书刊将王国维于同年６月再赴杭州一事，解释为王国维准备再次参加科举应试，实在是将他这次探听出洋留学信息与其相混淆的一场误会。··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这时，王国维虽然出洋留学无望，但八国洋人却抓住爆发在中国北方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之契机，直接将军队开进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刚刚从杭州返回上海的王国维，因为东文学社在这次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庚子事变”中提前结束了其历史使命，罗振玉也正在探寻新的出路，故王国维只好再次回到海宁等待出洋留学时机的到来。在家乡海宁的两个月里，王国维心里一直想着出洋留学之事，既然官费出洋留学已不可能，同年６月在罗振玉引荐下到杭州向当时将前往日本任职的程绍周请教了如何到日本留学的情况后，王国维决定还是到上海与罗振玉商量商量。于是，这年秋天王国维再次返回上海，并被罗振玉安排住在自己的家中。当时，虽然东文学社已经停办，但罗振玉并没有放弃《农学报》，而是全力以赴想把《农学报》再推上一个台阶。所以，当王国维再次来到上海后，罗振玉便请王国维帮助他办理《农学报》，特别是请他翻译日本学士池田日升三所著的《农事会要》一书。当然，罗振玉在邀请王国维办理《农学报》事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要帮助王国维实现其出洋留学这一迫切愿望。针对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之局势及王国维的家境状况，罗振玉与当时在日本的藤田剑峰一致认为王国维到东洋日本留学比较可行，罗振玉还表示他愿意资助王国维到日本留学的一切费用。
　　就在这时，罗振玉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准备到武昌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振玉走后，王国维依旧住在罗振玉家中，主要事务就是翻译《农事会要》，并连续刊载在《农学报》上。转眼间，多灾多难的庚子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即将过去，辛丑年（公元１９０１年）的春节也为时不远，王国维这时接到藤田剑峰从日本写来的信件，说他已经为王国维留学日本联系好学校，并准备亲自到上海来帮助他办理到日本的相关事宜。接到这样的消息，王国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原本打算到日本与藤田剑峰见面时商量留学一事的。如今，藤田剑峰不仅帮他联系好了到日本留学的学校，还即将来到上海与他见面，这不由使王国维可以放心地返回海宁老家欢度春节，并为即将前往日本留学做好准备工作。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２月９日，王国维刚过完春节便返回上海，顺利地登上“博爱丸”号日本三菱公司轮船，踏上了他梦想多年的出洋留学之路。到达日本后，王国维接受藤田剑峰的建议，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在这里，王国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仅将白天时间安排紧凑，就连晚上的时间他也不肯浪费。不过，属于理工科的物理学等课程还是给王国维带了麻烦，学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让王国维的心里很着急。另外，在王国维这段留学期间还有一个值得读者留意的现象，那就是王国维出国前一直是维新运动的热情支持者，而到日本后他却没有参与任何政治团体，因为当时的日本堪称是中国政治运动中心，不仅有被满清朝廷悬赏１０万大洋购其头颅的康有为所领导的顽固“保皇派”，也有逐渐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梁启超所倡导的“君主立宪派”，更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金雄厚且信徒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派势力各不相让，又相互拉拢。面对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学生纷纷参加某派这一让人容易狂热的政治热情，王国维却拒绝加入任何一个团体或帮派，而是紧闭门窗一心钻研学业。我们至今也不明了自幼偏好文史、后追求新学的王国维，到日本留学后为什么会选择他并不擅长的物理学，就像他从出国前属于维新变法的热情支持者，如何竟在突然间就转变为不闻时事的“学者”一样，始终让人们难以探究明白。
　　不过，我们也许应该理解王国维这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