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时产生的以学术救国之思想，但并不赞成他这段留学岁月不合理的学习生活安排，因为随后就是由于这一不合理之安排，导致他腿病复发不得不提前归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６月２６日回到中国的王国维，虽然在日本总共只学习了四个多月，不能算是学有所成，但眼界却比以前更开阔了，思路比以前更清晰了，追求也比以前更加深远宏大。那么，回到浙江海宁治疗腿病的王国维，今后将何去何从呢？
第八章
畅游“教育世界”
因病回国的王国维，又是暑热季节蜗居在海宁治疗腿病，这不能不使他的心情焦躁而懊丧。而这时，罗振玉则顺应时代潮流，在大兴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一直站在风尖浪口，先是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主持武昌农务学堂，接着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而正是这样一份杂志，不仅使王国维“前卫”的教育思想得以在其中纵横畅游，而且因此使他与当年主笔《时务报》蜚声海内的梁启超一样成为教育界的名流人士，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其实，王国维的教育思想是从编撰中小学堂教材开始的。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中秋节前夕，王国维接到罗振玉从武昌发来的邀请，即邀请他到武昌担任农务学堂的“译授”，也就是协助外籍教员讲授农学课程。这时，王国维的腿病已经痊愈，既然罗振玉有请，他自当欣然前往。于是，王国维不等在家与娇妻爱子及老父欢度中秋，即收拾行李前往上海，然后由此搭乘轮船溯江而上赶赴武昌。从上海到武昌的水路比较平缓，远没有从四川穿越三峡到达武昌那样惊险有趣，但沿途的风光景致还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江山秀美的古老国度。迎着稍有点凉意但比较清爽的江水之风，王国维站在船舷上心潮起伏，他回想起自己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独自到上海“谋生”至今的诸多前程往事，不由胸怀激荡：
大江下岷峨，直走东海畔。
我行指夏口，所见多平远。
振奇始豫章，往往成壮观。
马当若连屏，石脚插江岸。
窈窕小姑山，微芒湖口县。
回首香炉峰，飞瀑挂天半。
玉龙升紫霄，头角没云汉。
昏旦变光景，阴晴殊隐现。
几时步东林，真见庐山面。
不日，王国维顺利抵达武昌码头，随后便与老朋友罗振玉和藤田剑峰相聚。三位志同道合老友的相聚，除了畅谈别后几个月来的各自见闻外，主要还是商量当下武昌农务学堂及与教育改革的相关事宜。由于武昌农务学堂教学事务简单，但人际关系较为复杂，所以罗振玉并不打算在此能有什么成果，他的心思依然留在上海，留在他的《农学报》和刚刚创办起来的《教育世界》这两份杂志上。
对于《教育世界》，王国维早在罗振玉创办之初就与其交换过意见，对其提出的“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之意乎”的这一创刊宗旨，不仅从内心表示赞同，还在创刊不久便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的立花铣三郎所著《教育学》分多期连载其上。如今，既然罗振玉的心思不在武昌农务学堂，“译授”也不是王国维之所重，所以他们一拍即合，随即共同决定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上海方面来。于是，罗振玉等三人在中秋之夜便将工作进行了明确，即武昌农务学堂教学事务主要由藤田剑峰负责，王国维只挂学堂“译授”之名而行编译书报之实，罗振玉则在统筹处理外务的同时主笔《教育世界》。!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按照罗振玉的提议编撰了中小学堂教材，还翻译了日本学者中村五六编撰、顿野广太郎修补的《日本地理志》和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及《法学通论》等外文书刊，而这些都是中高等师范学堂的教育用书。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的日语和英语水平大有长进，虽然他学习外语的目的并不是今天人们为了一份工作或跟上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他这种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书刊来快速掌握并提高外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值得效仿和推介的。人们都知道王国维一生精通日语、英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特别是英语和德语完全是靠他自学所成，而他之所以要学习这些语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阅读国外原著，在领会掌握原著原意的同时，也便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就是王国维最终没有流于译匠而成为学贯中外、融会古今一代世界级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
在武昌的这一段工作学习中，王国维因为其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而引起上海南洋公学创办者盛宣怀的注目，随于当年１１月向王国维发出了到南洋公学任教的邀请。当时，王国维正协助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主要精力放在编撰中小学堂教材和为杂志翻译外文文章上，而且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春节也即将来临，所以他婉言谢绝了盛宣怀的邀请。两个月后，罗振玉辞去武昌农务学堂监督之职，受张之洞派遣带领湖广两地部分教育人士前往日本进行考察，其内容除了教育之外还包括农商财政等方面。罗振玉走后没几天，王国维也从武昌经上海返回海宁，这时已临近壬寅年春节。这一年春节，王国维一家人过得平静而热闹，平静是不像以往因为生计一直处在奔忙中，热闹的则是王国维次子王高明（字仲闻）于这年三月顺利降生。这让子嗣不旺的王乃誉老人非常欣慰，但他对儿子王国维的前程还是不能放心，虽然儿子因为跟随罗振玉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见识和学养也非以往所可比，并因此而受到了朝廷倡导新学教育人士的关注，但这毕竟不是王乃誉老人心中固有的那种科举中榜之正途。另外，这时的海宁王家不仅有老人王乃誉、妻子莫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就连正在中学堂就读的弟弟王国华也理所当然地要由王国维这位王家长子来负担，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王国维一人所谋。当然，这时的王国维已不是当年初到上海“谋生”时的年轻后生，虽然只有２５周岁的他依然年轻，但知识学养、社会阅历和人际交往都已今非昔比，何况还有声望正盛的老朋友罗振玉之厚爱和提携呢。
果然，春节过后罗振玉从日本考察归来，随即就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而王国维与藤田剑峰也一同来到南洋公学任职。紧接着，王国维以南洋公学东文学堂“执事”的身份前往日本，其任务就是聘请日文翻译人才，因为这时罗振玉不仅是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监督，还被张之洞委派协助办理江楚编译局事务。所以，雄心勃勃的罗振玉为了打开江楚编译局严重缺乏日文翻译人才的局面，特派熟悉日本情况的王国维第二次东渡日本，其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日文“译手”。在日本近两个月的考察中，王国维虽然没能为江楚编译局请来一名“译手”，但他却对日本近年来翻译西方书刊情况有了深入了解，特别是通过西书翻译对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王国维更加深切地感受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这为他随后大量翻译西方教育和哲学名著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７月当王国维从日本归来时，办事一向注重实效的罗振玉开始将目光转向“兴办地方教育”方面，而对于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和江楚编译局协办这种虚位已经失去兴趣。所以，当王国维自日本归来后，罗振玉并没有过多地询问聘请“译手”一事，而是与王国维商量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外文书刊翻译之事，只不过将原先注重翻译农学书刊转向了教育方面而已。特别是罗振玉非常了解王国维早在两年前就对西方哲学颇感兴趣，而今更是自费购买了大量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使他的思想和见解大有新意，于是这时罗振玉便邀请王国维编译《哲学丛书》，以供在《教育世界》上发表。随后，罗振玉前往苏州筹办江苏师范学堂相关事宜，而王国维则返回海宁老家埋首畅游在西方哲学的海洋里。
确实，早在东文学社就对西方哲学“心甚喜之”的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回国时就立志要“从事于哲学”研究。对此，王国维曾在《三十自序》中这样记述说：“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随后，王国维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直接从海外邮寄购买了许多哲学书籍，诸如文德尔彭的《哲学史》、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海甫定的《心理学》、耶芳斯的《逻辑学》和翻尔彭的《社会学》，以及他早已神往的康德之《纯理批评》与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等。由于当时这些西方哲学名著还没有中文译本，所以王国维要想深透参悟其中深意，其难度比当年自学英语时有过之而不及，好在这时他不仅可以就便请教藤田剑峰，还能够参照这些名著的日文本进行解析。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盛夏时节，我们不妨作此想象：在浙江海宁周家兜幽静的一座青砖灰瓦庭院里，王国维临窗而坐，窗外是滚滚而来的钱塘江潮，窗内则是王国维与西方先哲进行的心神交流。一会儿，只见王国维时而愁眉紧蹙，旋即又舒展胸怀，将深邃的目光延伸向浩淼无边的江潮。这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和叔本华交流“意志表象”，还是与康德进行着“理性批判”的探讨，抑或是陶醉在文德尔彭、巴尔善、耶芳斯和海甫定等哲人们的精彩论述中。不觉中，如火骄阳隐没在海天一色的钱塘江尽头，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倏忽间，从江面上吹过来一抹凉风，伴随凉风袅袅地飘入王国维耳际的，是妻子莫氏那种熟悉而清灵声中和着儿子小潜明的响亮叫饭声。哦，开饭了。王国维放下扉页中那些英文字母排列有致的外文书，起身顺着木质楼梯走了下来。庭院里，小方桌上已经摆好了几碟小菜，一壶绍兴老酒散发着诱人的醇香，两只青花瓷杯也被斟满了酒。坐在小方桌东首的王乃誉老人，怀里揽着调皮的长孙小潜明，王国维见状紧迈两步坐在父亲的下首。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清闲而平静地交流了，不过父亲王乃誉对儿子这几年来的成长进步还是比较了解的，特别是这几天他翻看了王国维刚刚翻译出来的海甫定的《心理学》，老人的心里颇为欣赏，所以他对儿子王国维漠视将在杭州重开科举考试的淡定心态，表示出了一种稍有困惑的理解。故此，我们今天在王乃誉老人于这一年８月２４日的日记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静之不往，为高乎？抑不惜此区区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