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确实，别说王国维这时早已对清朝末年的科举及第失去兴趣，也别说罗振玉多次婉拒当朝大员举荐他参加特科考试以博功名的美意，即便如下面将介绍的这位由光绪皇帝在紫禁城金銮殿钦点之状元张謇，他不也是放弃翰林院编修之功名而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吗？
　　就在王国维浸淫在西方先哲那深邃奥妙哲学世界中的同时，他诸多关于哲学和教育学的译著连续刊登在已经引起学界瞩目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并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因此，同年１０月王国维先后接到了京师大学堂和通州（今江苏南通）师范学堂的邀请，据说当时王国维正沉浸在对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潜心研习中，不愿放弃这“半途未竟”之研究，故想推迟一两年后再出外就职。后来，王国维经与父亲王乃誉和罗振玉商量后，遂决定就任由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国文和心理学两科教员。依照今天人们的心态而言，王国维似乎更应该到京师大学堂任教，而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南通师范学堂。关于王国维这一选择的原因，留在下一章里详细表述，现在我们还是跟随王国维畅游在他那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教育世界”里，虽然他一生中关于哲学和教育的两篇里程碑式论述同样是写于任教通州师范学堂期间，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进行集中性解析。
　　刊发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７月份《教育世界》第５５期上的《哲学辨惑》一文，应该是除了译著之外王国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撰写这篇被称之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的论文呢？
　　原来，经历“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后，执掌中国政权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极为严重的内部矛盾，使爱新觉罗家族王朝能够继续地苟延残喘下去，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在逃难福地西安颁行“新政”诏书。在推行这一被有些历史工作者称之为“辛丑变法”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生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成效最明显的莫过于教育改革了。由于直接推动这场变法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实力派封疆大吏，所以教育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诸如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各省市县务必开设高中小学堂以普及新式教育等等。
　　不过，也正因为这场教育改革是由张之洞等表象倾心新学实则守旧的朝廷大员所领导，致使教育改革内容并不彻底，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新瓶装老酒”而已。如果这是朝廷从改革进程宜于稳妥起见的话，王国维等人也许应该表示理解，但随着张之洞向朝廷递交《陈学务折》奏章，要求从大学堂中删除哲学这一学科，就让这时已经深谙哲学对于人生问题之重要性的王国维便不能认可了。于是，王国维的心中似乎又涌起了当年“条驳”大学者俞樾《群经平义》时的激情，遂一气呵成撰写了《哲学辨惑》一文，对显赫权贵张之洞认为哲学是有害无用之学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辩驳。
　　在这篇“辨惑”论文中，王国维运用逻辑推理方法从五个方面进行辩驳说：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哲学研究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为了深入透彻地诠释以上论点，王国维根据康德“三大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知（理性）、情（美学）、意（伦理）”之间关联，对教育的最终目的进行开宗明义但也很巧妙的阐释：“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
　　既然如此，王国维便进一步指出：“试读西洋哲学史、教育史，哲学者而非教育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解剖而言医学，何以异？”虽然这话语被王国维说的有些犀利，但道理则太浅显不过了。所以，他接着指出中国近代哲学之所以不盛的一种原因，并勇敢而睿智地提出了自己的“预言”：“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在这里，王国维提供给我们的恐怕不单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涵盖“中学”与“西学”之整体关系，也就是近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之辨证。当然，王国维心里非常明白自己之所以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并“非欲使人人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而是认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但“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万为要”。最后，王国维似乎是在为张之洞等“欲废哲学”者进行开解，他说：“吾国人所以诟病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之性质之故。”然而，正是因为国人“不知哲学之性质之故”，王国维更加觉得在大学堂开设哲学一科是极为重要的。
　　也许是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阐述透彻，王国维紧接着在《教育世界》第５６期上又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从正面对当前教育“宗旨”进行了精辟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就或培养德、智、美、体的“完全之人物”。为了贯彻这一教育宗旨，王国维随后还写了大量的相关文章，特别是自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３月全面主持《教育世界》编务后，不仅对该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先后撰写了一系列阐述教育宗旨和积极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诸如《孔子之美育主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平凡之教育主义》、《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论小学唱歌科之材料》和《教育小言》（多则）等等，几乎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应该如何开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无疑这在中国教育史和哲学史上具有难以撼动的崇高的历史地位。
　　既然本章标题中“教育世界”这四个字加上了引号，自然应该着重从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开始讲起。那么，王国维是如何通过《教育世界》这个平台阐述其教育思想的，他的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准确点说，王国维是从《教育世界》第６８期开始真正主持编务的，因为他一接手就对该杂志进行了改革。记得他在发表于这期杂志上的《本报改章广告》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该杂志创办之宗旨：“一、因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动。”按照这一办刊宗旨，王国维虽然将《教育世界》由旬刊改为了半月刊，但栏目比原先只设“文篇”和“译篇”两部分要增加了许多，并将一直以来“主要登载日本的教育条例、法令、教科书，兼及英、德、法诸国相关内容的著作”的旧例，也进行了彻底的“改章”变更。诸如，王国维不仅在杂志中增设了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和中外学事等栏目，还将内容延伸扩展到人文学科的诸多方面，文章的形式也包括有翻译、研究、讨论和宣传等多种。
　　经过这番“改章”之后，《教育世界》迅速赢得了教育和社会各界如潮水般的好评，王国维也因此更加展露出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卓越见解和“哲学专论者”的非凡哲思。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这时的王国维定位为“哲学专论者”，是因为后来在《教育世界》第１２９期上刊发了他的一张照片，而照片的说明词即是“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王国维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如今人们比较熟悉他的一种经典形象：头戴瓜皮帽，身着阴丹士林布长衫，一副圆而稍大的近视眼镜架在鼻子上，实在是旧时知识分子的标准像。▲▲網▲
　　当然，《教育世界》之所以获得如此之成功，还在于罗振玉和另一位大学者张元济等人的积极“赐”稿，以及当时杂志社聚集的诸如樊炳清、沈纮、高凤谦、周维新、郑守箴和汪有龄等有识之俊才。不过，作为《教育世界》核心人物的王国维，由于他已经谙熟西方哲学之精华，看问题的高度自然要比同社成员高出一筹，即便是该刊物的创始人罗振玉在这方面也要有所逊色。比如，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创刊词中所提出的“人才世界”论，很显然不能与王国维指出教育宗旨是“使人为完全之人物”的论点相比。
　　关于王国维通过《教育世界》杂志所阐发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站在哲学高度上阐述教育的最终宗旨。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开宗明义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完全之人物”，那么什么是“完全之人物”呢？对此，王国维借用康德“知、情、意”理论总结为“四育”，即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至于德育，王国维认为：一个人即便学富五车，如果道德败坏，那他不仅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佳音，还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所以道德教育应该放在教育的首位，并且要慎重地从心灵深处入手，而不是空泛简单的理论灌输。智育，王国维指出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应该注重学生对实际技能的培养，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首次提出“美育”的概念，这也是中国教育中的第一次。王国维在文章指出，教育最理想境界就是在轻松愉快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关于体育的重要性，王国维与古今学人一样都很明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２０世纪初年中国教育还被笼罩在封建社会积郁千年的“忠君”等腐朽思想阴霾中的时候，王国维竟然率先引进西方带有民主思想的教育观，那将需要怎样的勇气和魄力？
　　其次，倡导教育改革，辛勤探索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我们之所以在前面说王国维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不仅在于他率先提出先进的教育思想，还因为他提出了诸多切中教育时弊的观点，并探索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中国当时刚刚设置高等教育而又不知其为何物时，王国维率先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