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章程书后》中开列出大学各科科目，使大学堂应设的教学内容有所参照和依据，对当时在这方面还比较模糊的观点予以廓清。例如，王国维接着就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论述，他认为当前最薄弱的是师资力量，所以创办师范学堂是当务之急，只有先在大学堂中培养出大批新兴教育人才，才能使中学堂和小学堂真正开办起来。当然，也只有中、小学堂办好了，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大学堂输送人才。对此，王国维认为：“未有小学、中学美善的豫教，不能有美善之大学；小学、中学既美善矣，非有美善之大学，则好学之徒，亦无由以进修高等之学问。”例如，王国维对于大学堂教育最终的定位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卓越观点。王国维指出，大学堂应该是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学，更不可能“以示世界”。王国维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点，还在于他将学问提高到关乎国家昌盛与否的高度，也就是说只有学问昌盛才是一个国家繁盛的标志。而要达到学问昌盛国家繁盛这一目的，王国维睿智地指出：学术应该脱离政治羁绊，成为一种独立、自由之门类，政府更不应该沿袭已经沿袭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以官职爵位引诱学者，从而使学问的终极目的直抵仕途这一途。对此，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提醒人们说：“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的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王国维提出的这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也同样有着入木三分的警世作用，何况是在非功过０世纪之初呢？当然，关于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以上只是支离破碎的“抛砖”，诸如他对师范教育还不够系统、教育改革应由政府统筹部署、教师待遇应该由国家负担等等，如果全部囊括其中，即便是写一部数十万字的专著，恐怕也不足以全面涵盖，故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留些许遗憾供人们咀嚼了。
　　第三，积极投身到教育实践中。关于这一点，王国维除了翻译、撰写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外，还先后在罗振玉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武昌农务学堂和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职，参与其中教育事务。当然，如果将王国维投身教育实践时间再往前推算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则不太为人所知道的其倡议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堂未成之事。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初到上海《时务报》馆“谋生”时，曾与同学许家惺、张英甫、钱东府等人商量在家乡海宁创办师范学堂，不仅站在时代前列阐明创办新式学堂的意义，而且就连如何筹集资金、选择地址等具体事宜都有比较详细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设想，王国维还直接或间接地向海宁知州和杭州知府提出建议，可惜他当时只是年仅２１岁且名不出乡里的秀才，这一建议未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流产。
　　不过，王国维随后还是辗转于诸多学堂之间，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的实践中，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卓越成就。

　　第九章
　　师范教员
　　其实，这一章的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上一章。而如此，如果读者朋友要想保持一个顺畅的阅读情趣，则势必会增加视力和阅读上的负担，这恐怕不是愿意为读者着想的作者所想做的吧？另外，如果说上一章记述的是王国维畅游在“教育世界”的理论海洋中的话，那么这里表述的则是他在教育实践的河流里如何畅游的往事了，虽然刚下“河”时王国维就遭遇了“呛水”，但初学游泳者又有谁能跨越这一步呢？当然，王国维毕竟有着良好的“游泳”资质，所以才有后来在诸多教育河流中包括清华国学研究院都能够“游”得得心应手。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从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这条小河沟里的“呛水”开始说起。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４月下旬，王国维应邀来到位于中国南通州（与今天北京的通州相对而言）三元桥畔的千佛寺，因为这座寺庙已经被张謇改作了师范学堂。对此，王国维一年后曾撰有《寺院与学校》一文表示异议：
　　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已。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夫以佛寺与学校较，则似学校有用而佛寺无用矣；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则其孰得孰失，孰利孰害，宁待知者而决哉！
　　王国维之所以对张謇改寺庙为学校这一当时大受新派人士欢迎的惊世骇俗之举表示谴责，如果我们以世俗之心揣测的话，可能与后来罗振玉和张謇相互攻讦有关。这是后话。
　　那么，王国维当初为什么会舍弃京师大学堂之聘而就任地处偏僻的通州师范学堂之职呢？关于王国维的这一选择，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江苏通州师范学堂距离浙江海宁较近，便于王国维照料家小；二是据担任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手的赵万里所整理的《王国维年谱》中记述，王国维之所以就任通州师范学堂一职，是因为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在前往广东途中，经过南通时与正在创办该校的张謇相见而举荐之故；三是王国维感佩状元张謇竟能够放弃虚名并冲破重重阻力自筹资金办学这一“壮举”而应聘。如此，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对张謇予以介绍。
　　咸丰三年（公元１８５３年）出生在江苏南通的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春天，张謇在京城殿试中被光绪皇帝钦点为头名状元。一朝成名天下闻，随后，张謇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成为天下士子们羡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然而，这时张謇却做出了一个再次让世人异常惊诧的举动，那就是他竟辞官不就，返回故里创办实业去了。世人也许不能明了张謇勤学苦读多年却不为仕途的动因，但他的心里则很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士大夫所以丧名败检，皆由一进之后，欲退不能，故不能退则不进。”在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的长河中，能把仕途名位如此看透的人也许有一些，但大多是在仕途遭受挫折后才有所领悟，而能以头名状元身份且在刚刚授予官职的时候吐露出这种心声并切实践行的，恐怕只有张謇一人吧？
　　果然，如此看透名位或社会的张謇返回家乡江苏南通后，先后创办了纱厂、铁矿和轮船公司等实业，为振兴中国近代实业特别是轻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以状元之身创办实业获得巨大成功后的张謇，对兴办教育事业十分热心，他一生创办了诸多新式学堂，特别是他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更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杰出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不过，即便张謇当时是以世人极为钦佩的状元身份来创办这一学堂，他依然遭遇了地方当局惯有的阻挠和推诿，于是张謇一气之下竟自筹资金创办了这所学堂。对于这所师范学堂，张謇后来曾这样评说道：“后人之知中国师范自通州始，必不知道司激成之也。”这里的“司”，即指当时以种种理由阻挠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的地方政府官员——“藩司”吴重熹。如果说留名青史有两种方法的话，那么除了以历史功绩为世人铭记的张謇等真正名士外，还有就是像“藩司”吴重熹之类阻挠名士成功这一招。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４月２７日，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开学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的教员主要是由罗振玉推荐的日本人，中国教员只有王国维一人，且名列学堂教员首位，学堂里的其他中国人主要从事管理等校务工作，由此可见王国维还是受到张謇特别器重的。不过，王国维在教学过程中却并不受学生们欢迎，据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说：││
　　著名的近代学家、考证学家王国维，他曾是通州师范初期的教师，在校时间不过半年，教的伦理学和国文。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年龄比一般学生还小，再加所写的讲义多从日文翻译过来，不能像一般古文那样顺眼，因而他在举贡生监出身的学生们眼中，也没有得到尊重。
　　在这段回忆中，至少向人们提供了这样几个信息：一、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教授的是伦理学和国文两门课，并不是有的研究者所认为讲授心理学和逻辑学；二、通州师范学堂的生员，必须是国文基础深厚的“贡监禀增附五项生员”（即贡生、监生、禀生、增生和附生），而王国维以一个不起眼的秀才身份教授他们国文课，很显然有一定的难度；三、王国维讲授的伦理学课程，是自己从日文本中翻译过来的教材，其中一些语句不太容易让学生们接受；四、教员王国维甚至比自己的学生还年轻，这也是他没能受到学生们应有尊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伴随王国维终生的那一口地道而难懂的浙江海宁地方官话，使江北学生一时难以听懂，这也是王国维“没有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近一年的教学生活并不如意，就连结束这一学年教学工作返回海宁的途中，他还遭遇了一件窝心事，致使大病一场。原来，王国维遵照当初签订一年的教学协约，在即将完成这一年教学任务时，他从罗振玉和藤田剑峰处得知将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随即便于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８日离开了通州师范学堂。不料，就在王国维乘坐“美顺”号轮船从通州返回海宁途经上海，当晚在上海浦东码头提取行李时才发现行李箱上的锁已经掉落，导致箱内物品散落一地，不仅有一些衣物、书籍和临行前张謇所书赠条幅浸水失落，而且一年来节余的１００元英洋薪水也不见踪迹。对此，钱剑平先生在其著作《一代学人王国维》中是这样记述的：
　　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８日，任满自通州返海宁，路经上海时，文弱书生的王国维遗失随身所带行李中的银元及其他衣物。那天由于无其他公司的轮船，他只能搭乘当时最时髦的美顺轮，船自通州到上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