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在浦东的码头，那时已是夜晚，王国维的行李交给长春客栈，他们用接客的小船转运，等到了客栈，王国维前去检视，发现行李已被撬窃，失去整包鹰洋壹佰元及纸卷等物。几经交涉亦无结果，心情非常不好。
　　通读钱剑平先生的这段文字，不仅给人们提供了王国维是到了长春客栈后才发现钱物被窃，而且有些细节的描述还暗指长春客栈有盗窃之嫌疑。而上海的陈鸿祥先生则另有解说：“轮船舶岸时，他（王国维）随身携带的行李被窃。”这就是说，王国维的行李是在轮船从通州到上海的航行途中被窃。对此，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现藏在上海图书馆中唯一留存的王国维写给父亲王乃誉的信件中是怎么说的吧：
　　男（王国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８日）由通动身，昨抵沪时已昏黑。是日无三公司轮船，即搭美最时行之美顺轮船，船停浦东，因嘱长春栈接客将行李等用船运至该栈。迨至码头检视行李，则箱锁已断，衣裘尽湿。细行查检，失去整包英洋壹佰元及纸卷等物（内有张季直联等）。
　　在这里，王国维说的很清楚，他是在码头检查行李时发现物品损坏丢失的。为了追讨丢失的物品，王国维在上海盘桓了十余天，据陈鸿祥先生说“被窃的钱物中有张謇写的条幅，已经索回”，至于是向哪一方追讨的，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说法。不过，遭遇此事的王国维虽然等于在通州师范学堂义务执教了一年，但他还是大有收获的，因为他除了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以及在这期间写了十多首诗歌外，他还在那种清幽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潜心钻研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这为他随后撰写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不同寻常的基础。这将在下一章中予以解析。
　　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春节过后，王国维在海宁并没有等到公派出洋留学的消息，却接到这时已经就任江苏教育顾问的罗振玉的邀请，出任《教育世界》的真正主编。关于王国维主持《教育世界》期间的往事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赘。下面，我们不妨将时间直接拽到当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至今还有争论）王国维前往苏州就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那一段黄金般的时光中。
　　即便苏州当时不是江苏省省会，它也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一座城市。位于江南水乡中心地带的苏州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不仅江南水乡的文化命脉没有断绝，长方形城址没有改变，而且就连以河道与街道纵横交织而成的城市骨架基本格局也保存完好。徜徉在小桥、流水、人家分布其中的幽深街衢，那粉墙黛瓦、四合天井式的民居，或面河、或临河、或跨河而建，虽然只有传统的一、两层高，但是朴素无华的梁柱上因为点缀有少许精巧雕饰，顿使这些普通建筑显现出了一种淡雅、柔和而自然的水乡风韵。当然，作为苏州这座城市的灵魂，古典园林是人们认识它的最好名片。关于苏州古典园林，古往今来的诗词歌赋可以说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其中经典篇章也是汗牛充栋，虽然我也曾有拙作《魅力苏州园林》予以专门表述，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引用年逾九旬的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老先生《忆水乡古城苏州》和《颂世界遗产之苏州园林》两篇文章中的片段，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倡议者之一，也不是因为我曾多次到他家中聆听过谆谆教诲，而是由于他的这篇文章确实写得精妙，还由于他从事建筑、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事业数十年来竟然只在公元２００７年１月结集出版了唯一一部著作——《留住我国建筑文化的记忆》，让人感受到一种审慎严谨治学大师的高超风尚，更由于他竟然用抖动的笔将这部著作中的个别错字订正后才郑重地赐予了我，还由于家乡就在苏州，但是为了郑老（也是所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者）的事业而多年不曾回乡的郑老夫人的奉献精神及其至今不曾稀释的浓浓的江南苏州水乡情怀，促使我想以这种方式表示我个人的感动和敬佩，当然如果读者朋友也能表示理解和认可的话，我则满心欣慰矣。郑老在以上两篇文章中对苏州古典园林这样描写道：
　　苏州古典园林是源于文学、绘画、建筑、园林等多种文化艺术的理论与创作的结晶。
　　……
　　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其实也称山水园。那是因为造园一定要有山有水，虽然主要是人工山水。苏州园林尤其讲求叠山理水，讲求山水的风格、品位和意趣，就像一幅幅重在写意的山水画一样。如果问谁是中国园林之母？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写意画。山水画的画理造就了造园的园理，山水画的文化品格及物外意境，也就转化成了园林设计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可以从中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宇宙观。总之，山水画和山水园是一脉相通的。
　　……苏州园林向来采取不对称的自由式布局形式。自由式的园林空间可以充分地为造园四大物质要素——山、水、花木、建筑，提供挥洒自如的艺术创造空间。恰如山水画面的自由布局道理一样，虽然外无定形，却是内有定理。可见，山水画面和园林布局表现的自由形式是艺术的自由，是和谐统一中创造变化的自由，看似无序，实质上则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有序——引人入胜，感悟一种形神兼备、回归自然的艺术境界。清代人谈论造园有这样一段话：“造园如作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座座苏州园林不仅自身美如诗画，它们合起来又宛如天上的朵朵仙花，洒落在粉墙黛瓦、前街后河、小桥流水人家，一张张民居街区的画面上。苏州园林和水乡古城风貌如此有机融合的此情此景，恐怕是人类世界上仅有的。
　　确实，在如此美妙的园林城市中，王国维又是与罗振玉、藤田剑峰等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在一起工作，自然他的心情是愉悦而轻松的。苏州的古典园林很多，王国维在课余时间经常畅游其中，但他最喜欢的依然是留园，这从他后来的几首诗中都提到留园可以确证。
　　不过，作为江苏师范学堂的教员，王国维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据考证他在这里共讲授修身、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三科。由于已经有了通州师范学堂的前车之鉴，再加上王国维在知识储备和教育思想方面已经成熟，特别是他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考虑问题的方法，使他讲授以上课程得心应手，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鉴于王国维的教学能力和成绩，罗振玉及时拔擢他担任中文总教习，使王国维得以将自己的学养更充分地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不过，一场变故还是让王国维结束了他人生中的这一短暂而美好的教学时光，他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１月离开苏州，离开他的江苏师范学堂讲台和留园，回到海宁老家周家兜的那栋宅院里。
　　关于使王国维离开苏州的这场变故，似乎应该从罗振玉和张謇这对老朋友之间的芥蒂说起。前面我们提到王国维撰写《寺院与学校》一文谴责张謇占用千佛寺作为学堂一事，这篇文章是在国维离开通州后写的，具体是他的个人看法还是另有背景，我们今天不便揣测。不过，在这场变故中张謇“驱逐”罗振玉所使用的方法却与王国维谴责他是同一个理由——占地私建或为公占地。之所以说是“占地私建或为公占地”，因为关于这场变故至今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罗振玉占用江苏师范学堂土地建造私宅；一是罗振玉在筹建江苏师范学堂时将校址选在三元坊占用了原先属于沧浪亭的公产。其实，无论哪种说法都是江苏特别是苏州当地士绅驱逐罗振玉的一个借口。原来，以办理教育而名闻遐迩的罗振玉，在新任江苏巡抚端方的特别邀请下担任江苏教育顾问，其主要任务就是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学堂建成后便出任监督（校长）。不料，在学堂招生问题上，因为罗振玉拒绝为当地士绅“开后门”，坚持苏州和江淮等地生员一律凭考试成绩录取，这使当地士绅极为不满。随后，当地士绅乘罗振玉返乡料理父亲丧事的时机，煽动苏州籍学生驱赶外地生员以激化事端。接着，张謇以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竟将矛头直接指向学堂监督罗振玉，指斥他利用占用学校土地建造私宅。对于这一指斥，远在淮安老家“丁忧”的罗振玉虽然很是气愤，但他也只好向苏州地方当局辩解说，自己建造私宅在师范学堂围墙之外，而且表示原本为迎养父亲而建造的这座私宅现在愿意捐献为公所有。同时，罗振玉针对张謇在报刊上发表指斥自己的文章，也在上海报刊刊登了相应的“答辩书”。经此事变，罗振玉随即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一职，继续在老家“丁忧”不出。随着罗振玉的辞职，由他一手聘请的日本籍教员纷纷离开江苏师范学堂，而一直追随罗振玉的王国维也旋即辞职回到浙江海宁蛰居潜学。
　　其实，王国维这时在海宁潜心修学的依然是西方哲学，而体现西方哲学对王国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的，首先就是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红学”历史上的开山之作——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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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辗转独学
　　按照王国维自己的说法，他的“独学之时代”应该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夏天从日本留学中途归来时算起，且独学之初竟然是从“专门中之专门”的西方哲学研究开始的。随后，王国维在短短十年间虽屡屡转变独学方向，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仰止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他并没有古时文人在衣食无忧环境中潜心治学的安逸与闲适，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不断地辗转于各地，在生活和命运的夹缝中孜孜以求。如果说王国维的独学历程是率先站在了西方哲学高度上的话，那么他艰辛辗转的生活历程则成为他独学时代中最厚重丰裕的土壤，使他的学问之花得以汲取人生和社会养分，从而绽放得更加艳丽而独特。

　　第十章
　　纵论“红楼”
　　其实，王国维早在东文学社时就从日本籍教员田冈云岭的文集中接触到了令他“心甚喜之”的西方哲学，但那时因为“文字睽隔”，他“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这里的“二氏”即西方哲学巨匠康德和叔本华。后来，随着日语和英语等外文水平的提高，王国维终于能与他仰慕的西哲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神交流，随后还写出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影响的两篇相关论文——《哲学辨惑》和《论教育之宗旨》。不过，客观点说，这两篇论文中留有太多西哲特别是叔本华的痕迹，就